2020年受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给我国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学术界也开始针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一些学者或政客认为是否可以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通过采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措施和手段来有减弱解国内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和财政困境,但是反对的观点主要是认为,财政赤字对货币化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它所能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利益,它的政策和主张严重地损害了其财政纪律,与《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央行独立性”的规定严重不符,也与国际上所通行的货币原则不符。“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普通大众来说,也许是个新鲜又陌生的名词,但是在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法律理论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概念来源已久,它主要倡导的是实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结合,并以中央银行资金为基础,通过政府来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由于本身属于一种经济政策,它有自己的一套法律理论体系作为支撑,所以其适用必然需要具备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背景,权衡各个经济政策的优劣和好坏不能只就该理论的本身而言来观察,而是应当将其投放到整个经济环境之中去考察,权衡各种各样的风险。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我们当前的经济环境来说既非“洪水猛兽”而全盘否定,但也无需将其“奉为圭臬”而加以完全适用,通过辩证地分析历史上的数次“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实例,通过域内域外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历史实践以及我国建国前后的失败和成功的经历的横纵向比较研究“财政赤字货币化”适用的制度前提,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规制以及退出路径等分析得出对我国的有益启示。当然,我们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适用的思考与讨论是建立在其属于“非常规政策”的前提下,即“有限制的使用”和“没有选择的最后措施”,法律规制的探讨重点首先还应当放在如何通过对目前我国已有制度的完善或者创新;此外,目前来看,这次疫情常态化的防控不属于我们所探讨的“特殊状态”或者“特殊时期”,能够用常规的经济政策解决,但是这足以引起我们对这种经济理论以及财政措施的在法律层面上的思考与讨论,使其更加具有透明性和可操作性,以便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加棘手的风险和状况。当下我国正值“疫情常态化”的经济转型复苏期和《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改的关键期,我们可以在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内外签订的国际条约的做法和实践经验,对在极特殊情况下适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制度和程序的法律规制提出看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