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哈代是一位创作生涯横跨两个世纪的文学巨擘。他近乎所有的小说都发表于十九世纪，但因为他在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大胆采用反传统的主题，遭到猛烈的攻击。这使得他后来转向诗歌的创作。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读者对哈代的小说一直兴趣不减。作品对读者的吸引力在于对威塞克斯乡村景色的独特描写，和对这一地区日常生活的详细叙述。同时，评论家对作品热切关注，并且积极阐发自己的观点，激烈地与不同意见者争论。大部分评论家把哈代归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一列，并重点论述他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然而，哈代超越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不局限于当时的文学门派。哈代在描写旧世界时，体现了一种现代的敏感性。他的作品，尤其最后一部小说《裘德》反映出的现代性，更加值得探讨。 本文作者详尽论述了《裘德》的主题、写作技巧、历史因素，分析了作品现代性的根源。通过分析，指出《裘德》是一部具有现代小说特色的作品，哈代因此可被看作通往二十世纪文学的桥梁。 本文共分三部分，分别论述了《裘德》中现代性的不同侧面，以及使哈代和现代作家具有共性的历史原因。 第一部分对小说的主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论述了主要人物反映出的现代性。主人公裘德从始至终一直四处流浪，游离于人群之外，也无定居之所。这种异化使他具有现代人的特点。而且书中的主要人物还有强烈的挫折感和幻灭感，而这种意识被后来的现代文学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对于裘德和费乐生来说，是受教育的挫折和异性关系中的失败。他们要成为大学生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粉碎；他们的婚姻也是不成功的。裘德被艾拉贝拉引诱，和她成婚，可不久就对婚姻滋生不满。但后来和他共享精神世界的苏却不愿涉足婚姻。他从未使自己的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合二为一。而尽管费乐生与苏成婚、后来给她自由投入裘德的怀抱、最后又再次使苏回到他身边，他从未真正得到过她。苏和艾拉贝拉是哈代成功刻画的两位现代女性。她们不依赖于男性，蔑视传统和宗教，在和异性交往中采取主动，与传统的维多利亚小说中描写的女性截然不同。 第二部分着重论述《裘德》现代性的另一方面：哈代尝试的一些技巧，而这些技巧也正是后来的现代作家所不断完善的。首先，哈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二十世纪心理作家的先驱。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哈代的观点和后来弗洛伊德的学说不谋而合。和弗氏相似的是，哈代着重强调了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性格塑造的不可替代的影响。一方面，裘德性格中的韧性在他童年时就得以体现，这种韧性贯穿书的始终：尽管挫折重重，他一直为一个又一个的梦想而努力。另一方面，从小父母双亡的裘德渴望有所依附。而苏的情况还要复杂。其一，她对性的恐惧源自幼时父亲让她去恨离她而去的母亲。其二，她的自相矛盾是“本我”和“超我”产生冲突造成的结果。其三，她具有弗氏所分析的“自恋型”女性的某些特点。除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哈代还应用了另外一些现代技巧，例如象征的运用、幻觉的描写和时空倒错的手法。 最后一部分探究了《裘德》现代性的历史原因。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当时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期，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这个时期经历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农业的破产。破产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区城市谋生，由此割断了和祖辈赖以生存的传统及自然界的联系。他们陷入了新旧世界的夹缝中，进退维谷。另一方面，宣扬“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从而知道了人和猿猴共有一个祖先，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这一切导致了日益增长的异化感和幻灭感，而这在《裘德》中的人物中得以体现。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人物生活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里。在小说结尾，裘德、苏、小时光老人走向了毁灭，只因他们不适合这个世界。费乐生因为思想开明给苏以自由而遭到主流社会的拒绝，但后来他认识到了适应环境的重要性，又重新被接受。而艾拉贝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适者”，因为她最具有动物的本能，最适应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最后，笔者阐述了哈代对现代作家的影响以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互相渗透。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也许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因为哈代在《裘德》一书中展现了人物的现代意识，对一些技巧进行了尝试，并为后来者所追随，他被看作连接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的纽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这一点他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