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和农产品产量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多年来,农村地区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后盾。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收入显著提升,但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收入差距的扩大越来越显著。这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收入差距不仅仅表现为东中西部的差距,更表现在城镇和乡村经济和人民生活质量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纯收入为343.3元,农村居民纯收入为133.6,收入比为2.57；到了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纯收入为21809.8元,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仅为6977.3元,收入比是3.13。无论在相对数方面还是在绝对数量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越来越大。如果不及时扭转这样的趋势,我国经济发展有可能步入上个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即社会各种矛盾尖锐,经济陷入长期低增长状态。在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依旧弥漫的背景下,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增幅下降,研究如何提高经济中消费的比重刻不容缓。而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低,改善生活质量的潜力巨大。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可以增强我国内需比重,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有力保障。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有很多,而金融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逐渐明显。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处处隐含着金融的影子,特别是当出口国家增长出现“瓶颈”时,金融对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当前我国正经历工业化后期时代,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国民收入质量和平衡性,金融的作用尤为重要。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实力较弱,一直以来就是金融机构欠缺的重灾区,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改革使得农村网点大幅度减少,农村经济发展只得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维持,在缺少了货币手段情况下农村和城镇相比经济发展差距更加明显。所以加强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实现农民贷款的易得性成了当今国家“三农”问题中金融领域的重要篇章,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外学者研究农村金融多是研究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这样的研究没有直接反映对农民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90年代以后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分析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揭开了直接把金融和收入进行研究的序幕。国内学者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的《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为国内的开山之作,成为之后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来源。近年来国内学者许嘉扬(2011)、谷淑贞(2012)刘艳芳(2012)也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关系,但是多数是从全国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到每个省的研究少之又少,而不同省份之间对比研究的更是空白。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是不同地区现阶段下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选取江苏、河南、四川作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代表。选取这三个省的原因有三点：1、都是农业大省,全国2011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分别为3064.77亿元、3512.44亿元和2983.51亿元,在全国排名位列第三、第二和第四位。2、都是人口大省,其中农民的数量在全国也是很大的,具有一定代表性。3、农村金融机构存在一定差异性,江苏农村金融最发达,四川在这几年农村金融成果显著,而河南的农村金融建设步履维艰。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之下,剔除了同样是农业大省的山东,以反映不同金融条件下金融发展对各省农民收入的影响力度。本文的结构框架是以理论介绍、现状分析、实证分析的模式下展开研究,对比江苏、河南、四川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层层深入,步步加强。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前言,重点介绍农村金融发展研究的背景条件、研究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研究思路框架结构,对全文逻辑思路进行全面的介绍。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介绍和前人关于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综述。相关理论主要包括金融结构理论、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农民收入理论等,之前学者研究金融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主要存在四种观点：1、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不显著。2、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关系,即先恶化后改善。3、金融发展对收入有促进作用。4、金融发展会导致收入结构恶化。本文在对这四种观点学习之后,提出自己的假设：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第三章从经济金融和收入角度对三个省份的现状进行规范分析,通过对比发现：江苏无论从经济、金融还是农民收入现状和收入结构上面都比河南、四川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这种优势有改革开放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原因,但是发展的先后顺序不足以全部说明这些地区的差距。同样是后发展地区,四川的基础条件甚至比河南更差,但是三十多年的发展四川三大产业结构比河南更合理,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也和工业化同步增加,而河南虽然工资性收入在近十年中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依然表现出工资性收入比重低、非农产业比重小、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江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大幅领先的局面,四川也会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而河南如果想要在未来实现大幅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优先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的规模,使得这些企业能够不断扩大吸纳剩余农民就业,让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加。第四章使用实证的方法分析农村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指标对各自省份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中使用了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第五章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些建议是根据第四章实证结果提出的,作者将三个省的分析结果作为全国所有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的代表分为第一类地区、第二类地区和第三类地区,并针对这三类的农村金融提出自己的建议。通过这些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江苏、河南、四川三省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其次,三个省的最优滞后长度不一致,其中江苏为0,河南为3,四川为1,滞后时间长度不同反映了各项金融因素对收入效应影响情况有快有慢,江苏的金融因素当年就可以反映到收入中,四川稍微慢一些但也仅需要一年,而河南则要长达三年才会影响到农民收入。这说明江苏的金融对于农民收入影响更直接,四川居中,河南最为滞后。第三,金融规模对江苏和四川农民收入是正相关的,对河南负相关；金融结构对河南和四川农民收入正向相关,对江苏呈现反向关系；金融效率仅对江苏农民收入有利,对河南和四川不利。其中江苏金融结构,河南整体金融因素、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四川金融效率为负数,与本文的前提假设不符。实证分析的结果再次证实了第三章中对三个省份分析的结论。最后但也是重要的,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了三个省份中农民收入或多或少是造成金融各项指标变化的原因,而反过来各项金融因素则不是农民收入变动的原因。这点说明农村金融中,金融是跟随着农民收入发展的,属于“需求导向”型金融。从三地金融的总体影响来看,金融对农民收入差距符合“倒U”性关系,江苏和四川较为发达的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有利,河南由于农村金融落后,在发展初期会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点：1、选题新颖。本文研究的是农村金融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目前直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文章不多,也算是增加了这方面研究的文献。2、选择对象。之前的文章很多是从全国或者划分为东中西部来研究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这种研究为今后研究该问题指明了方向,但是存在研究成果不可以在实际应用中使用的情况,各省使用时需要再根据自身情况加以分析。而本文从东中西部中各选取了一个代表省份,通过对比之间的经济金融现状来研究各自金融发展对各省农民收入的影响。从中发现了不同省份需要采取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实用性。3、数据来源。本文由于写作时间较晚,所以在数据使用方面可以使用更多更长的相关数据,这对分析结果的及时性和稳定性做出了一定贡献。当然因为本人学术水平有限,文章还存在一定不足,使用的分析方法沿用之前学者的方法,没有在方法上进行创新,倘若使用更加复杂的分析方式,那么研究出来的结果会更加细化也更具有实用性。另外文章仅仅研究了金融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而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需要更多的变量加以测算,如果将各种对象考虑进去加以研究,那么对提高农民收入会更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