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内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是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武装大众、内化于大众的精神生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使大众在现实生活层面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拥护的问题。认识论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人民群众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价值论层面上,是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实现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害在于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全局和关键意义的问题,事关整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马克思主义能够掌握多少群众,影响群众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持久性事关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化和指导作用的最大化,事关能否提升全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同,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研究这一问题既是理论之需也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境况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嵌入大众意识和日常生活已经成为“问题”。在“自上而下”的传统思想灌输和宣传的传播力不断弱化情况下,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从“官方意识形态”向“大众意识形态”的转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大众积极参与的事业?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两张皮”的问题,我们认为,对大众而言首先要解决一个前提问题:人民群众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大众的内在性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何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用”!只有基于大众立场,“自下而上”去思考问题,把日常生活、大众需要作为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着眼点,关注民生诉求,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代表和实现大众根本利益的价值合理性,以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许是一种可能性路径。本研究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大众利益”及其关系的学理阐释为前提,力图从内在性上在学理角度揭示制度自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据。全文主体部分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理论前提廓清。揭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涉及的基本概念的含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其含义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确立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其中涉及三个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社会主义,阐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突破点,建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大众的内在相关性,就能激发大众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有助于完成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任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多要素协同的过程:涉及“谁来化”——主体要素:实践主体,领导主体、宣传主体;“化谁”——对象要素是大众;“拿什么化”——大众化的内容;“怎么化”——大众化路径等。大众化是理论与大众的结合问题,更是理论向实践转化和理论实现自身的过程。这首先涉及理论如何恰当表达的问题,也体现为现实层面社会制度服务于大众利益的实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起始于大众的感性认识丰富化,完成于群众的实践活动理性化;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与践行过程,必然与利益价值认同过程相伴随。“大众化”的理论“化”与利益“化”应当是统一的,应当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民生问题相结合。社会制度是解决民生的保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设计应围绕大众的制度自觉而展开。第二部分:阐述为什么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从制度视角切入。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检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的不应是一个文本标准,即:大众化不是要把大众培养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应是实践标准,“实践的结果最顽强,最无情,它不会迁就任何文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是使大众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四个自信”。能否实现“四个自信”,取决于制度的贡献,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利益价值,即实践标准。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主义信仰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性、实践有效性、制度优越性等的坚定观念和真诚信服,以及参加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和坚定态度。认同的实质是价值问题,认同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之于自身之意义的不断诠释和建构,是人对意义感进行的不断重新定位和评价。社会主义信念不能停留在上层建筑层面、意识形态宣传层面,社会主义信念认同是大众对社会主义信念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过程及结果。当前大众程度不同地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义”和“制度”的困惑甚至怀疑。揭示社会主义信念认同问题所折射的“主义”、“制度”与利益的客观联系,以及通过“制度认同”实现“主义认同”的内在统一性,提出“制度自觉”视域对推进大众化的意义。第三部分:论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制度自觉维度的基本内涵。制度自觉是人之自觉意识对特定制度所进行的价值把握和理性反思。价值理念是制度的灵魂,制度是价值的承担者。制度自觉是人的自觉性对制度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投射结果;人运用自觉意识反观身处其中的制度,可以发现制度的属人性、价值性和对人的利益需要的满足程度,进而进行制度优劣比较,形成制度自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制度自觉包括:“意识形态”层面上,党和政府的制度自觉主要集中于对“制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方面的充分反思和积极规划;“社会化”层面上,大众作为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对象,制度自觉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在操作性上,大众制度自觉是指经过卓有成效的大众化工作后,大众形成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动感知、理解、认同、坚守、践行和责任。大众制度自觉是对制度“何以可能”的觉醒,对制度“何以现存”的反思,对制度“何以为继”的探索。第四部分:研究从制度自觉视域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逻辑问题。制度自觉视域下大众化研究要以培育大众制度自觉为切入点来实现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合理性,它是马克思“两大发现”之逻辑结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崇高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和初步实现,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的成功探索和制度建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制度”与“主义”之间既相区别更相统一:“主义”为“制度”提供合理性的逻辑知识和价值性的明确定位,“制度”则为“主义”提供物质承载和实践支持,更重要的是,“制度”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才能更好地保证和促进“主义”的自我确证和始终在场。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培育大众制度自觉为切入点来实现大众的理论认同,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大众化工作可以通过有效对接两个支撑点来达成其目标追求:既直接着力于提高大众对“制度”的认同,又通过促进和实现“制度”对民生的承诺,来保证大众制度自觉的最终实现。第五部分:研究制度自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问题。路径问题直接关系着大众化的实效性,本研究以实现大众制度自觉为目标指向,设定了大众化路径研究的三个角度:大众对“制度”的利益自觉,指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自身利益的相关性产生明确觉知,并由此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积极维护等正向情感。通过大众化工作,从助推民生工程发展、赢得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话语权等,可以引发和促进大众对“制度”的利益自觉。价值自觉,指大众从价值认识的角度直接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自身立场、情感和行动等方面的一致性。文化自觉,指大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意义产生体悟和肯定,并愿意为制度的完善作贡献的态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其制度优越性的存在和发挥,所以大众化工作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宣传的文化载体设计,使制度优越性以深沉的文化维度得以展现;也要重视并借鉴大众文化对大众精神家园的重要影响,将大众特有的话语方式、情感内容等与制度优越性宣传有机融合,以促成大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自觉。立足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和历史经验中找出其基本实现方式,着力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情况,也许物质主义时代,制度——利益视角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