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伦理作为协调并衡量平等、公正、和平、友好的文化群体间交往的尺度,是保证合理译介原语文化和丰富译语文化,从而推进人类文化整体进程的重要因素,对于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行为和翻译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然而,迄今为止,相关的翻译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深厚的体系。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放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考察,成为翻译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变革。然而,已有的研究较多停留于寻求翻译过程及结果的目的文化动因,其前提在于假定翻译行为相关的双文化或多文化在历史、国际地位、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彼此平等,理所当然地将翻译理论及实践放置于公正、民主、互利的文化交流背景中。较深入的探讨表现为后殖民主义翻译和女性主义翻译,两类研究着眼于如何以翻译为中介,促成、揭示或抵制殖民、新殖民、性别歧视等行为,强调若干翻译策略及文本选择的文化功能,为维护跨文化伦理这一终极目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潮后,进展平缓,人云亦云的讨论较多,仍然留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翻译学者有必要继续深入地思考,翻译行为如何成为维系跨文化伦理的工具?挑战跨文化伦理的行为如何受到批判?如何保证跨文化伦理更有效地规约?翻译还涉及宗教群体、阶级群体等文化群体,翻译促成或阻碍文化群体间合理交往的方式存在多样性,许多违背跨文化伦理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划定为殖民、新殖民或性别歧视,许多谋求跨文化伦理的行为目的并非限于抵抗,同一服从或违背跨文化伦理译文对于不同价值观取向的读者群、评论人、赞助人理解和反响方式多样,而相关的翻译策略、赞助行为、读者反应、翻译批评等许多方面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因此,本文尝试通过较为细致、严谨地研究跨文化伦理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规约的必要性、方式及效果,促使更多学者更为深入地关注“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理论及实践,推动文化中介功能相关的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全文共分六章,重点章节为二、三、四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阐述本研究的理论背景、意图、角度及方法,通过对于文化取向的翻译研究、翻译伦理研究、翻译规约研究等方面的理论综述,尝试较清晰地论证跨文化伦理的定义以及本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章从译者地位、语言层次、忠实程度、异质忠实等侧面回顾国内外忠实策略的研究,质疑AndréLefevere对于中西方忠实传统的误读及其它相关观点,进而提出,以往的忠实翻译研究往往局限于对“直译”与“意译”或是“归化”与“异化”之间的争论,忽视译者文化动机的适度。如果人们能够从跨文化伦理角度审视这些问题,突破二元对立的窠臼,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有益的补充。从跨文化伦理的角度考察,准确的译文不一定合理。同时,Warren(1989:20),Chesterman(1997:80)等学者认为,翻译主体有必要履行合作、服从等责任。然而,本章对于赞助行为、翻译评论等方面的论证表明,翻译主体的行为可能不合乎跨文化伦理,从而共同生成有损于某文化群体的译文,或共同导致某些译文受到不应有的排斥。跨文化伦理是保证翻译合理性的必要规约。以往的译者主体研究往往忽视译者主体性的公正、适度的跨文化关联。本文第三章指出,跨文化伦理从翻译策略、文本取向以及语言杂糅等侧面,为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诠释视角,是食入主义、杂合、异化、归化、劫持等挑战传统翻译规则的译论引发广泛关注的深层次动因。本章分析了相关理论和研究的独特性及缺憾。例如,在分析foreignization成为热点的原因以及纠正对于Lawrence Venuti的误解的同时,通过对于国内1998年至2006年间采用异化和翻译作为关键词的670余篇论文的统计分析,本次调查发现,Venuti对于国内研究的广泛影响至少在1999年开始出现,之前的讨论更多涉及我国本土的异化或欧化策略;受到Venuti的影响,截至2006年,国内学者更多倾向于异化策略,归化策略、语言归化/文化异化等并非主流;国内大部分学者并非盲目因循西方理论,而是更多地与中国实际结合,主张恰当地根据译者动机、文本类型等组合两种策略;同时,我国的异化策略研究明显侧重于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虽然跨文化伦理倾向逐年递增,但是比重偏低。本章也讨论了跨文化伦理在其它方面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规约,如交互式翻译、自翻译、作者翻译等。通过论述Sydney Shapiro以及Pearl Buck对于《水浒》译文的不同处理,以及The Gadfly中译文的读者效应等,本章论证了由于不同译者接受跨文化伦理规约方式的差异,译者主体性相对独立于跨文化伦理规约。本文作者赞同RenéDescartes的主体观,主张译者与作为客体的文化语境之间存在互动,译者会发挥主体性,通过有意识的翻译行为促使跨文化伦理被接受。同时,她强调跨文化伦理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规约受到其它参数的影响,如官方政策、社会背景、译者取向等。第四章论述了跨文化伦理规约翻译的途径,指出至少存在五种规约方式,即简单或繁复的规约、多渠道的规约、单方或互动的规约、半独立的规约以及接纳或拒斥的规约。存在简单或者繁复的跨文化伦理规约模式。由于文化群体的多样性,后殖民女性主义译者以及其它意识形态取向的译者会采用相同或不同的策略,处理其支持或反对的不同跨文化伦理变体;由于文化的流动性,同一跨文化伦理会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的效果,某跨文化伦理变体会由于另一跨文化伦理变体的存在而被重新阐释;存在多渠道的跨文化伦理规约模式。通过大量的译文分析,本文作者发现,维护跨文化伦理的文本、违背跨文化伦理的文本或者无明显跨文化伦理关联的文本,都会通过多样的翻译策略,转化为支持跨文化伦理的译文;存在单方或者互动的跨文化伦理规约模式。作者会改变观点,与译者共同修改原文,促成跨文化伦理动机的实现,可见Roland Barthes(1977:148)以及Paul deMan(1986:84)提出的原作或作者死亡的观点具有局限性;跨文化伦理半独立规约,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之所以接受和深入分析跨文化伦理,导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得益于心理分析、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已有的分析失之零散,本章尝试进行较系统的回顾;跨文化伦理规约是否被接受,取决于其对于目的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迎合,这种迎合并非整齐划一。目的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会倾向于排斥跨文化伦理,此时跨文化伦理成为特例性的规约,可见意识形态的操控会有损于翻译的文化中介效果;跨文化伦理有必要迎合赞助人,由于多层次的赞助人之间会存在分歧,某些赞助人可能创造条件,促成一些被官方赞助人压制并合乎跨文化伦理的译文的面世与流传,某些违背跨文化伦理的作品可能受到某些国家赞助人的支持,却引起其它国家赞助人的反感,可见操控学派的赞助理论有待细化。翻译主体遵循跨文化伦理规约并不能保证翻译行为合理。本文第五章通过分析包含TNIV在内的近十本《圣经》译文的语料库,总结了对于TNIV译文评论的不完备性,并通过大量其它例证,指出得体的策略、有责任感的赞助以及恰如其分的翻译批评是保证翻译适度维护跨文化伦理的必要前提。其中,评论人介入的质量如何把握,罕见有学者深入分析,本章从跨文化伦理规约的角度提出翻译策略评论的合理性、翻译目的评论的合理性以及关于其他评论人评论的合理性等三个标准。为了保证翻译作为维系文化间真诚、友好交往的桥梁,跨文化伦理具有存在和深入研究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