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中国学第二代学者的重要代表人物,魏斐德在中国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同时还是引领美国中国学研究从“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论”转变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美国中国学研究界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魏斐德早期的著作和文章中可以看到第一代美国中国学家对他的影响,“西方中心论”的痕迹很明显。随着研究的深入,魏斐德发现“西方中心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他开始寻找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逐渐向“中国中心论”转变。魏斐德从中国内部因素着手,关注内部因素的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并从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魏斐德还创造性地分析了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外部因素,如对中国17世纪危机的分析,成为研究中国17世纪危机的典范。在魏斐德看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因素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正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走势。在研究方法上,魏斐德擅长借鉴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他的历史研究服务,魏斐德是历史学家中跨学科研究的成功典范。正是在社会学的启发下,魏斐德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国底层社会”人们的历史性,研究他们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具体生存状态,研究他们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开阔了魏斐德的研究视野,使得魏斐德能够在已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中有所突破,如魏斐德的世界性比较研究。成就魏斐德史学地位的不仅仅是他在历史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还包括他对历史史料的再挖掘和历史写作体例的创新。魏斐德在历史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借助其语言天赋,他掌握了所要研究领域的几乎全部的史料,并搜寻到很多前人没有发现的史料。不仅如此,魏斐德还注重挖掘旧史料的新价值,为其历史研究寻找新的突破口。本科时期对欧洲文学的研究,为他后来从事历史写作奠定了良好的文笔基础。他的文章和著作语言生动,体例新颖,但是这只是诠释其丰厚历史思想的手段。魏斐德寻找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平衡点,可以说他是历史学家中的文学家,文学家中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