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式,行政协议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发展,行政协议制度在我国的行政实践中不断完善,但在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行使上,仍有许多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亟待解决。2019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行政协议司法解释》）明确了基于行政优益权的单方解除权,并以此为中心设置了相应的判决类型,除此之外,一些其他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也对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有所涉及,以《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主干,以其他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为分支的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规则体系就此形成。现有的单方解除权规则体系虽然框架清晰,但是由于体系内规定的过于模糊空泛,在对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具体认定和行使过程中,仍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的界定模糊、与契约型解除权竞合、补偿赔偿制度不完善、行使程序缺乏规范以及非诉救济途径模糊等方面。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限制单方解除权发挥其真正的公益价值。通过对法国、德国、英美等国家的经验借鉴,加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采取价值填充并引入客观第三方的方法来细化公共利益的概念、采取优先适用合同解除的方法来解决行政型和契约型解除权竞合问题、采取对域外制度进行吸收改进的方法来完善补偿赔偿制度、采取构建协议先行和说明理由的书面告知制度的方法来规范行使程序、采取建立以诉讼为主,复议、调解等非诉途径为辅的行政救济途径的方法来明确非诉救济途径,来构建一个更为完备的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