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代各国证券法,无不以保护投资者为核心要义,我国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特设投资者保护专章也进一步强调了保护投资者的内在价值。其中,为解决传统证券民事救济成本高、耗时长等弊病,引入了先行赔付制度这一发轫于经济实践的创新性纠纷解决机制。可以预见,先行赔付将以其“先行”高效、“赔付”充分的特点,在保护投资者权益、引导市场信用回归、维护市场稳定等方面展现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证券法》第93条的概述性、原则性规定,有待出台具体规则予以细化,以确保该制度在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进程中更具实践操作性和适用性。同时,应当注意到中国的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实验主义氛围中向前推进的,因而具体的规则设计要留有适度的弹性空间,在引导性规范、自律性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先行赔付制度在实践不断自我完善。本文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大方面入手,结合万福生科、海联讯和欣泰电气案等既有的三起赔付案例,选取注册制代表美国、核准制代表德国,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作为比较样本,分析论证我国先行赔付制度的不足,并由此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先行赔付制度的理论基础,以法视域视角追溯证券市场先行赔付的实践本源,并解读制度的概念特征以及特殊的功能定位,同时就立法条文予以整体评价,指出制度存在的短板。第二部分以赔付主体为论述中心,分别就主体范围狭窄、赔付顺位模糊、行为性质差异、赔付动力不足等问题展开探讨。同时介绍了域外投资者保护制度中有关赔付主体的规则设计,分析了增加发行人、证券服务机构以及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为赔付主体的合理性。此外,为充分完善赔付主体相关规定,还探讨了市场主体优先赔付和投保基金次优赔付的启动顺序、修改下位法以统一赔付的自愿性质、划分积极主体并配套行政和解制度等内容。第三部分以赔付范围为分析重点,将赔付范围细分为适用案件范围、对象划分范围和损失赔偿范围,并就此三类范围对应的问题予以详细分析,同样对域外赔付制度的范围进行考察,综合上述分析作出制度长期内将适用于虚假陈述案件的判断,提出对象范围和损失范围的划分都应以因果关系为原则性标准,辅之以其他特定考量标准。对先行赔付制度的实体规则进行梳理和反思后,第四部分则着眼于程序规则,总结先行赔付和美国公平基金的赔付流程对比表,针对实践中的程序缺憾,提出包括以约束机制保证先行赔付的高效运行,以交涉机制提高受损投资者的实质参与感,以责任划分机制保障追偿权的顺利实现,以风险防控机制化解先行赔付压力和风险等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