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是1928年到1949年的山东乡村政治。希望通过对这一时期山东乡村政治建设的研究，揭示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的变化，进一步寻求其发展规律。以山东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国民党、以梁漱溟为主的乡村建设派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山东进行乡村建设。在乡村政治建设问题上对三者进行比较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本文的研究是以乡村政治精英为切入点的。本文的乡村政治精英，特指国民党、以梁漱溟为主的乡村建设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各自的政治建设区域，所设立的乡村管理组织的负责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是依靠乡村精英人物进行乡村管理的，乡村精英始终作为联系国家和农民的桥梁而存在。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的作用，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对乡村精英的选择直接影响政治势力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本文就是通过对国民党、乡村建设派和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政治精英的来源、管理的分析，揭示不同的乡村精英重塑模式对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民党在选择乡村政治精英上，把知识与资财作为主要标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乡村管理方面逐渐推行了一系列政策，通过国家权力的下沉，使乡村管理体制进一步官僚化。国民党重视乡村政治精英的知识和资财，为近代知识分子进入国家行政机构创造了条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绅权和族权，给乡村政治的现代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第二，突出道德与知识，是乡村建设派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进行的试验。梁漱溟在韩复榘的支持下，从文化入手，在山东的邹平、荷泽等地进行乡村社会改良，建立“政教合一”的乡村组织，利用乡村社会中有知识、有道德、有威望的人进行乡村建设。这虽然有利于减少乡村建设的阻力，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乡村传统秩序，造成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状况，使乡村改良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政治建设过程中引入了阶级的思想，以阶级成分和革命性为主要标准选拔乡村精英，改变了国家政权与乡村传统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彻底打破乡村传统的政治结构，抓住了广大农村贫苦大众这个最具有革命性的大多数，从而赢得了广泛支持，为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代乡村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是一个外部引导与内部主导相结合的过程。但外部力量并不是推动乡村政治现代化的根本力量。乡村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应该来自其内部。所以乡村政治精英的重塑成为近代乡村政治转型中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