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送走了作为权利象征的皇帝，革命的胜利是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成功。但当时的现实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确由新的开始就陷入了困境。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废除尊孔读经的条例，代之以民主、自由的构想，这必然触及中国社会公众普遍意义的信仰问题、怎样对待儒家君权驭术、半部论语治天下、以及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正由于新旧交替时期新信仰未遑建立，旧信仰无从立足的情状，使社会陷入因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混乱，普遍的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与社会败象相伴，尽快重塑一套亲和于国情并相配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作为国人的价值坐标与精神寄托成为当下急待解决的问题。在试图走出现实困境的前提下，“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的孔教会及国教运动应时而生。 由康有为、陈焕章发起的孔教会及国教运动，汇集了当时各方面人员，围绕着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讨论，社会各界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发表看法，展现了民初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在被国会讨论的议案中，国教提案成为国会讨论的焦点之一，在参众两院中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伴随着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争论，孔教是否是宗教的讨论又展开了。从1912年孔教会成立，到1917年第二次国教请愿活动失败，有关孔教的争论始终存在于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并成为其主要思潮之一。 孔教会力图建树孔教，并借1913年、1916-1917年国会两次制宪之机，上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希望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使儒学走出因君主政体瓦解、“信教自由”约法条款下的困境，即解决国人的信仰危机，又卫护传统文化、抵御民初迅速发展、扩张的西方宗教侵略、文化侵略。国教运动采取创“教”的方式保“教”所表现出的对民族文化的珍爱，对基督教在民初欲取代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野心的担忧，体现了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国教运动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在当时民族主义被忽视的情况下，无疑值得肯定。 国教运动同当时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就孔教会本身为建立孔教之需而举行的山东全国孔教大会、国子监丁祭、建议政府举行祭天大典并以孔子配、向参众两院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等一系列主张，一方面，同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提倡尊孔读经貌似一致，在事实上建立国教的主张并不被袁世凯支持，并因孔教会与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分歧遭致袁世凯的压制;另一方面国教运动企图以国会立宪来确定宗教、树立信仰，不仅相悖于民主宪政要求的“信教自由“而与维护民主共和者完全对立，而且还受到主张保存民族文化的人士的批判，其创“教”举动被指责为“犹素无创咦，无故灼以成瘫”，甚至，孔教会建立宗教的主张被尊孔人士批评为使孔子“狭之”“裹之“，是尊之无道，孔教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尊孔人士的否认。 国教运动既接引了19世纪以来，士大夫复兴儒学的潜流，又试图通过重塑传统儒学，使之能够服务于新政体而具有存在的价值，并开启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路径。国教运动继承了宋明儒学“援佛入儒”的思路，在建立孔教的运作中采取了“援耶入儒”的方式，创造性的建立了孔教的圣地山东曲阜、圣诞节、祭天以孔子配等，使孔教具备作为宗教的要素。在孔教会创“教“的同时，陈焕章等孔教会人士也着力于使儒学转型的工作，如发掘儒学中的”理财“方面的内容，并将儒学同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强调儒学的”理财“作用，以试图解决当时国贫民困的现状。面对民初吏治腐败、官吏贪污盛行，陈焕章等孔教会人员对儒家文化的“义”“利”观进行了重新诊释，强调在位官吏要以“义”“理财”，要具有相当的道德修养以起到表率作用。孔教会人士的努力，丰富了传统儒学的内容。 国教运动希望从传统中开出“新外王”、对传统儒学“神性”的挖掘、对天命、天道、修身等方面的阐释，在事实上为第三期新儒学的发生启其端、肇其源，在第二期儒学复兴与第三期儒学复兴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国教运动对传统的大力提倡，同当时复旧思潮汇合为一股逆流，被视为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原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人批驳孔教的主要缘由之一。从此角度论之，国教运动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国教运动的倡导者将当下关注的信仰问题、文化发展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虽然运动未曾将其解决，但从新文化运动对信仰、文化发展的关注可以反证出国教运动可肯定之处。新文化运动与国教运动形成思想领域中两个敌对的阵营，但又统一于共同问题的解决，二者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 国教运动对传统的大力提倡，压制了新文化、新思潮的转播，客观_匕起到了为民初帝制复辟助封为虐的作用，阻碍了政治近代化的进程。由于在孔教会内部有明确的政治关怀的人士过多地参与政治而冲淡了孔教会建设信仰及“新儒学”的努力，再加上孔教会尊孔主张、建立国教的设想，确与袁世凯尊孔祭天、帝制自为沾联纠缠构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此，当孔教会重要人员再现于张勋复辟的丑剧中时一，孔教会的全部努力只能是遭遇到落花流水般的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