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沪杭公路上的一阵枪响,让史量才成为了继邵飘萍和林白水之后又一位倒在黑暗政治屠刀之下的报人。第二天,《申报》在以大号字刊登的文章《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中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前史量才曾经这样说过:“’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这番话仿佛谶语一般,史量才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照亮了 19世纪30年代的《申报》,却也印刻下民国时期报人鲜血淋漓的标记。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时期,九一八以后激烈的民族情绪也带来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申报》开始一改以往温和中立的态度,其生产惯习发生了改变,自此走上激进的道路,在史量才的领导下《申报》通过建构各方发声的平台、建构精英文化圈、建构文化事业群不断的积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来提高其在社会权力场中的地位,通过资本的积累一个舆论场逐步成型,《申报》试图以此和国民政府争夺话语权,政治权力的博弈导致了史量才最终被害,《申报》的舆论场构建也宣告失败。据此,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20世纪30年代初的《申报》舆论存在怎样的变化;2.《申报》之所以想构建舆论场的原因;3.《申报》是怎样建构舆论场的,有哪几方面的要素;4.结局如何,为什么,而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些民间报纸在建构舆论场的过程中,如《大公报》与《申报》相比又存在怎样的差异。正是基于以上几个问题,笔者从《申报》的时评、报道、电文、以及读者通讯等一首材料,辅以《申报年鉴》、《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黄炎培的《八十年来》这种极具史料价值的书籍,探究《申报》生产惯习的变化及其原因,并从“建构平台”、“精英文化”、“文化事业”等三个维度对《申报》的舆论场中的资本积累进行了勾勒。第一章,笔者拟从整体上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背景进行介绍,并通过“九一八”事变的时间节点,探析《申报》在“九一八”前夕,和“九一八”以后两个阶段的舆论的变化和转向,通过前后的对比得出《申报》舆论的生产惯习的转变,并试图对其变化和史量才最终决定构建《申报》舆论场的原因进行分析。二、三、四章则是分别从三个层面论述了《申报》在建构舆论场的过程中是如何进行话语的呈现以及资本的积累的。第二章,通过展现来自民间的群众组织的示威与集会,以及国民政府的《告全国同胞书》和各地军政代表人物的通电,从民间和政府两个不同视角,营造了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氛围,积极有效地表达了《申报》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客观公正的舆论场来获取公信力,并争取通过自身对舆论的掌控进一步影响政府的决策。第三章,笔者利用《自由谈》以及《申报》的时评为材料,分别从黎烈文、陶行知和鲁迅等舆论领袖的角度阐述了《申报》从原先的市民文化平台到后来形成了以舆论领袖驻场的精英文化圈的形成,通过精英文化来领导舆论的方向。第四章,除了主动建构精英文化圈,《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建立、《申报》年鉴的编印以及业余补习学校等其他文化公共事业的创办,实际上促成了《申报》文化事业群的形成,也传递出了科学进步的社会文化观念,无形中积累了其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是《申报》舆论场的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主要呈现《申报》舆论场建构的结果,由于史量才在1934年遇刺身亡,原本已初具格局的《申报》舆论场的建构只能被迫叫停,由史咏赓继承主持的《申报》言论逐渐趋于保守,1935年《自由谈》在国民党施加的压力之下也被迫停刊,至此,《申报》舆论场建构的尝试宣告失败。《申报》舆论场建构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史量才个人来说,正是他“不驯服、不妥协”的个人气质,让他拥有同国民政府严格的舆论控制抗争的勇气;从《申报》的角度来说,日益发展壮大的《申报》体系和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让《申报》的舆论发声对蒋介石政府决策的压力日益增大,《申报》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参政欲望也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和忌惮,为了钳制舆论,巩固自身的统治,蒋介石势必要对《申报》舆论场的建构进行打压,而史量才的殒命也正是蒋氏为了扑灭一个正逐渐走向成型的巨大舆论场的手段。结语部分主要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比较《大公报》和《申报》截然不同的选择和结局,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各方力量的共存以及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民间报纸崛起迅速,也使得当时的民间报纸舆论场的建构有了很大的可能性,但随着政治管制的逐步加紧,以及官民舆论场之间的话语争夺,诸如《大公报》这类报刊所建构的舆论场大多都是隐忍而克制的,可以说《申报》舆论场的泯灭是当时的政治博弈和权力斗争共同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