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贫困便已产生。解决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纵观古今中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围绕贫困的生成与解决形成了枝蔓丛生的理论体系。世界各国也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了诸多减贫尝试,但效果并不如人意。西方减贫从理论到实践、从其减贫立场到减贫的方法论,都存在诸多局限,制约了其减贫成效,由贫困而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也愈加严重。反观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减贫路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解决以上局限的有效途径。从全人类减贫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对西方减贫实践的回应,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对西方减贫理论的驳斥。中国的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构建了中国减贫道路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文章一共由八章构成。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了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内容,对贫困、消除贫困、减贫、反贫困、扶贫、贫困治理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说明了本文可能具有的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第二章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历史进程与主要成就分析。本章较为详尽地梳理了中国减贫实践的历史脉络,从主要战略和政策演变的角度,将中国七十余年的减贫历程划分为了五个阶段:制度变革与救济扶贫阶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综合开发扶贫阶段、创新制度全面脱贫阶段,在分阶段的考察中着重说明了我国减贫策略和政策演变的历史必然性和每一阶段的阶段性成就。随后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论证了中国减贫的历史性成就。第三、四、五、六章的内容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第三章构建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这一章在分析西方减贫逻辑的偏差的基础上,说明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对西方减贫理论的超越以及这条道路的基本内涵,并指出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根本逻辑。长久以来,全球减贫与发展领域一直由西方话语体系主导。西方学者关于贫困生成与减贫的逻辑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将贫困看作自然合理的现象因而未能形成积极主动的减贫主张;二是认为增长能够自动涓滴贫困,因而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减贫;三是主张通过分配调整解决贫困问题;四是主张通过个人刺激、个体赋权的方式减贫。然而现实状况是,西方减贫理论不仅解决不了贫困问题,也解释不了中国的减贫实践,依靠西方减贫理论的逻辑推演和模型构造,无法得出与事实相符的结论。因而,我们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中国减贫遵循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在发展中推动全面减贫,为人的发展奠定基础、提供条件。中国减贫最根本的逻辑就在于“制”与“治”的有效结合,体现为减贫的发展逻辑、制度逻辑与治理逻辑三大逻辑的统一。第四、五、六章的内容则分别论述了以上三大逻辑。第四章论述了中国减贫的基础逻辑——发展逻辑。中国的减贫是在生产力快速发展中的减贫。本章力图说明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发展逻辑,即中国为什么必须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减贫的重要手段和基础,中国如何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减贫目的,以及生产力发展的减贫效能如何、有无边界。本章首先从正面论述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以及减贫为什么需要首先发展生产力。其次,再从反面论证为什么中国减贫要坚持发展逻辑这一基础逻辑。再次,分别从生产力的整体提升、贫困地区生产力系统的主客体要素及中介性要素等方面阐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减贫理路,即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减贫机制。最后,通过数据分析论证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减贫效应,同时说明这种减贫效应存在边界,而边界的打破则有赖于一个社会中适应生产力发展且正义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此之上的上层建筑。第五章论述了中国减贫的核心逻辑——制度逻辑。中国减贫是在生产关系不断变革完善中的减贫。本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减贫的制度逻辑,一是从正面论述了减贫为什么要坚持制度逻辑。二是从西方国家忽视制度逻辑的减贫实践反面论证减贫必须坚持制度逻辑这一核心逻辑。三是说明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减贫理路:先进生产关系的确立和不断调整优化不仅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消除贫困创造了根本的制度前提,还具有天然的减贫优势: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能够有效避免两极分化,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基础,同时,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减贫的中坚力量,在国家鼓励、支持、引导下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具有独特的减贫优势;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实现了效率与公平在互动中的有机统一,既促进经济发展为减贫提供基础,也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不断促进和实现公平正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注重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对市场的益贫性改造,在充分利用市场高效优势的同时,还能利用市场减贫。第六章论述了中国减贫的保障逻辑——治理逻辑。中国减贫是在上层建筑强势推动下的减贫。本章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减贫的治理逻辑,一是从正面论述了减贫为什么要坚持这一逻辑,上层建筑具有“为我”和“排他”的特征,旗帜鲜明地反贫困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任务。二是从西方国家缺乏坚强推动力量的减贫实践反面论证中国减贫必须坚持治理逻辑这一保障逻辑。三是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减贫理路: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的核心政治力量,其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我国减贫根本路径与具体实施策略的科学性,也确保了减贫事业的高位推动、高效推进和高标准完成,构成了中国减贫最大的政治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健全的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是我国减贫有力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与稳固和谐的社会观念结构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推动减贫成为国家事业,汇聚起全民减贫的共同意志;在制度基础和意识形态土壤上形成的“大格局”推动“大扶贫”,显示出减贫的“中国力量”。第七章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世界价值分析。这一章在分析西方减贫困境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减贫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本章第一节分别梳理了英、美、印三国的减贫实践,厘清其基本的减贫逻辑,阐明了其减贫的根本局限。西方国家减贫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其“制”与“治”的割裂,无视资本主义制度对贫困问题的根本性影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缺乏减贫的内在动力。以英国为代表的高福利国家做了一场“不劳而获”的实验,结局是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的同时,高福利也成为经济社会不可承受之痛。美国社会时常反复且在高位水平波动的贫困率也已证明其各类个人刺激方案的平淡无奇。印度高GDP增长率和高贫困率共存的局面也打破了“增长自动涓滴贫困”的神话。在这样的减贫困境之下,中国减贫智慧具有重要的世界价值,本章第二节则对中国减贫智慧的“特殊”与“一般”进行了探讨,即极具特殊性的“减贫奥秘”与具有国际普适性的中国方案,试图助力中国经验的有效传播与应用。第八章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赓续。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后,贫困问题仍将持续存在,已脱贫人口仍然存在一定的返贫风险,相对贫困问题也亟待解决,因而须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巩固脱贫成果,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本章第一节论述了我国未来减贫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脱贫人口的规模性返贫问题和相对贫困问题。第二节则说明了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须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具体发展路径上的有效衔接、在体制机制上的有效衔接、在政策支持上的有效衔接与在观念认识上的有效衔接。第三节则论述了如何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一是须持续发展生产力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动力机制,二是持续调整生产关系构建长效益贫机制,三是持续完善治理体系构建长效保障机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现在仍主导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贫的西方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总结其理论偏差,明晰其理论背后的深层逻辑,包括贫困存在合理性逻辑下的消极减贫方案、增长自动涓滴贫困逻辑下的市场化减贫方案、实现分配正义逻辑下的福利主义方案、贫困个人归因逻辑下的个人刺激方案。并阐明了中国减贫实践对西方减贫理论的批驳与超越,中国的实践说明贫困并非不可战胜、自由化市场化也并非减贫与发展良方、增长无法自动涓滴贫困、福利主义并非“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均富社会的理想模式”、抽象个体的赋权与具体制度的纠偏也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二是提出了“制”“治”结合的解释框架。西方减贫理论不仅解决不了贫困问题,也解释不了中国的减贫实践,依靠西方减贫理论的逻辑演绎和模型构造,无法得出与事实相符的结论。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回应各种怀疑主义论调,并进一步促进减贫和发展,文章构建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对中国减贫的根本逻辑进行了充分说明。中国减贫的第一要义是在发展中减贫,核心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减贫,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根本逻辑在于“制”与“治”的结合,即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治理逻辑”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有机结合,具体体现为发展逻辑、制度逻辑与治理逻辑三大逻辑的有机统一。三是对中国减贫智慧的“特殊”与“一般”进行了探讨。中国减贫是一个具有明显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特点的过程。“制”与“治”的有效结合使得中国具备诸多减贫的特有优势,没有产生贫富分化的制度根基,没有党派纷争导致的虚假承诺,没有频繁的政权更迭所致的政策无法持续连贯,也没有资本无限扩张和资本构成权力的资本逻辑和金钱民主、低效民主,更没有与资本逻辑相适应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但中国减贫智慧中也有一些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普遍适用的减贫方案,并且,在具体的方案之外,方案背后的政策内涵与政策逻辑以及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思维与决策过程,更加值得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