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分析广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用社会学视角对“景廷宾起义”事件展开研究,进而剖析清末蕴藏在冀南乡间的社会力量以及晚清政府的社会控制体系。中国晚清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权的基层控制环节失灵,使得社会越轨事件频发。景廷宾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一起典型的官民互动失效而导致的社会越轨行为。本文期望通过该个案的研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维护现代转型时期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景廷宾起义的发生、发展与广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直隶地区历来灾害频繁,而广宗地区位于直隶南部,更是“低产、多灾,经济贫困”。当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土地分配不均,人民生活困苦,成为“抗洋捐”运动的社会基础。晚清社会基层控制力薄弱,保甲制度体系更是随着帝国的没落而瓦解。由于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一些半官方的社会力量——如团练和一些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如联庄会、梅花拳在该地区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上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教会势力也渗入到该地区,但是并未形成足够大的影响。笔者将景廷宾起义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起义的前两个阶段——“洋捐事起”至“王宇均免去洋差”到“魏祖德被革职”,事态的发展处于基层政府的可控范围。尤其是第二阶段,当基层社会矛盾激化时,上一级政府采取的措施也是妥当的,社会控制在这个层面再次发生效力。在第三个阶段,即“魏祖德被革职至厦头寺起义”,事态激变后,清廷政府强行干预,派兵镇压,并加强广宗周边区域的控制,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越轨行为的进一步升级。以“价值累加理论”来分析“景廷宾起义”的发生过程,这是一起典型的通过“标签”来实现的“自证预言”,双方的不良互动使一个初级越轨事件发展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分析其本质,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乡间社会精英力量与官府和洋人争夺社会资源的过程。当前,社会同样处于转型时期,利益纠纷和群体事件频发。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应该以史为鉴,将官民互动引导到良性轨道上,防止社会越轨的发生,维护社会经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