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拿破仑阅读、践行、批驳、赞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为切入点,以拿破仑的政治实践(青年时期至帝国时期)为线索,探究拿破仑在不同时期如何思考马基雅维利的政体理论以及治国技艺,并探析他从共和国走向帝国(君主国)的原因。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教导拿破仑,缔造国家需要依赖新君主的德行才干,保存国家则需要共和国的体制秩序。共和国成员禀有不同的性情,关注不同的利益,因此践行不同的德行;马基雅维利将其分为人民与贵族,或者卓越公民与普通公民两类。他们之间的不和与纷争是促成共和国自由与强大的原因,但前提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必须在共同体的法律体系下展开。共和国皆有人民与贵族,法律权威的权杖最好置于何人之手?马基雅维利得出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共和国将权柄授予贵族,甚至大人物,那么它将走向腐败,直至堕落、消亡;如果授予人民,那么人民不仅享有治权,且为维护共和国的自由竖起一道屏障。因为人民人数众多,有着广泛的力量,它既可以扩大权威的公共性,也可以维护法律的至上性。然而,奉马基雅维利为帝王师的拿破仑在科西嘉独立战争之后,放弃了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理论。他观察到人民的性情善变,而贵族们贪得无厌,因此他们都是靠不住的。拿破仑坚信,要想成功地驾驭贵族和人民,只有成为新君主国的新君主。因为新君主国的贵族是由君主提拔的新人,人民则受君主定国安邦的恩惠,两者皆臣服于君主的威权之下。事实上,拿破仑利用贵族,欺骗人民,娴熟地运用狮子和狐狸的性格,凭靠自己的“德行”(virtù),战胜“机运”(fortuna),终结了共和制和国家动乱,最终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的帝国糅和了马基雅维利政体理论中共和国与君主国的特质。这位雄主不断地完善帝国的法律体系,颁布现代法典,却将法律权威置于其个人权威之下;他不断地发动新的战争、攫取新的国家,却丧失了贵族的拥护和人民的忠诚,其帝国也很快灰飞烟灭。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政治家的拿破仑其实并没有真正领悟到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政体理论的微言大义,其亡也忽焉。拿破仑的政治实践无疑为马基雅维利的政体理论增添了新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