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与劳工标准是否应当“挂钩”，在理论上一直是争论不休，但是实践中却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挂钩格局，国际劳工标准的治理朝着多样化的进程发展。　　 在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因成员方利益难以调和，WTO的谈判陷入了僵局，而另一边区域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发展地却如火如荼。在一些新型的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签订过程中，都涉及到有关劳工标准的谈判。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多是在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推动下所签订的，特别是美国在WTO纳入社会条款受挫后，加快了在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实践。这些贸易协定中纳入了劳工标准条款，约定了缔约方在劳工立法、执法等所应遵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虽目标一致，但在不同协定中却存在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格局。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劳工标准的条款，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近年也加快了融入区域贸易的浪潮。从2001年《曼谷协定》开始，我国先后与东盟、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秘鲁等签定了区域贸易协定，并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冰岛、挪威等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谈判，并且还与韩国、日本等国家研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在已签订的贸易协定中，有些以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对劳工标准问题进行了约定，如《中新劳动合作谅解备忘录》。而因我国劳动力的低廉优势，导致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遭到了一些谈判方国内工会的反对。这些表明，日后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时，有关劳工标准的谈判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和劳工权益亟需保护的现实下，结合我国现行的劳工标准，本文认为，我国在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应当积极地应对劳工标准的问题，而不是抱以回避的态度。在具体的贸易协定制度设置中，可借鉴美国相关模式，坚持立法主权原则，承担起应尽的执法义务，积极进行劳工事务的合作，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建立一种新的责任模式即私人责任和国家责任的并轨，理清两者的合理界限，从而使我国能够在劳工标准问题上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