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生物信息同属于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对象,但本文以人脸识别技术为切入点,目的是为了研究该项技术对数字时代个人隐私造成的影响,并非仅仅针对面部生物信息被非法获取和利用的情况。故本文采取以研究隐私权民法保护为大的框架基础,细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对隐私权保护带来的影响这种方式,探究在数字时代人脸识别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隐私权的民法保护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我国对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的研究相对落后,直到我国《民法典》颁布实施,我国才正式对隐私权进行了法律上的解释和定义。本文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在私生活领域自主决定和控制其私人信息、私人生活和私人事务的人格权。同时,与传统社会相比,数字时代的隐私权不仅属于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并且还兼具财产价值,这种隐私权向财产权异化的趋势是不容忽略的,如果固守人格权与财产权泾渭分明的理念则未来可能会产生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人脸识别技术对隐私权民法保护带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同意原则”与技术使用之间存在信息差、隐私保护需求与针对性服务需求的不兼容、隐私信息化与信息隐私化的转变等方面。究其原因,面部生物信息“商品化”加速了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发生,同时,虽然我国在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上采取了“告知—同意”原则,但在实际操作当中不难发现该原则时常失灵且技术侵权难以界定。人脸识别技术的特殊性使得个人隐私在该项技术面前无处遁形,技术的滥用也导致个人对隐私信息失去控制权,因此找到具有实操性的隐私权保护方式显得格外重要。本文通过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以及欧盟对隐私权保护的探究并结合本国国情,对我国人脸识别技术隐私权民法保护提出建议。首先,人脸识别技术隐私权民法保护原则需要重构。一方面,我们需要细化“告知-同意”原则,建立“分级”同意原则,即针对人脸识别技术不同的使用目的,将“同意”分为事后同意、告知同意与书面同意三种情况;另一方面,还需要具化最小化原则,具体而言,可以在技术分类的基础上,对“必要个人信息”进行列举处理,以类分类,建立具体标准。其次,明确人脸识别技术隐私权侵权责任承担,建立事前及事后隐私侵权非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与以隐私泄露范围大小建立财产损害赔偿标准,以此细化责任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