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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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赛人大约在16世纪初进入英格兰,作为怪异的“他者”,其流浪生活、犯罪行为以及被英格兰犯罪者冒充的情况都困扰着16世纪的英格兰社会。针对上述问题,都铎王室颁布了系列治理吉普赛人的法令。从内容看,早期法令强调吉普赛人的外来性,规定驱逐其出境,到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则重点治理其流浪行为,将其纳入英格兰流民群体中,实则承认其英格兰王国内居住民地位,吉普赛人问题也就从外来者问题转变为国内的社会问题。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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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赛人大约在16世纪初进入英格兰,作为怪异的“他者”,其流浪生活、犯罪行为以及被英格兰犯罪者冒充的情况都困扰着16世纪的英格兰社会。针对上述问题,都铎王室颁布了系列治理吉普赛人的法令。从内容看,早期法令强调吉普赛人的外来性,规定驱逐其出境,到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则重点治理其流浪行为,将其纳入英格兰流民群体中,实则承认其英格兰王国内居住民地位,吉普赛人问题也就从外来者问题转变为国内的社会问题。王室法令的实施,依赖于地方政府的配合。而地方政府执行法令时,通常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做适当变通,这就使王室治理吉普赛人问题的初衷难以实现。通过对吉普赛人问题的治理,英格兰政府加强了对流民类型的界定和流民行为的细化,并且将吉普赛人法令适用范围延伸至本土流民,由此推动了英国流民法的发展和完善。法令的实施使吉普赛人在生活习惯和信仰上做出较大改变,出现逐渐融入英格兰社会的趋势。但因地方政府的变通执法和部分民众的包庇,吉普赛人并没有完全按照法令的设想成为定居社会的一员。都铎王室对吉普赛人问题的治理,体现了王室对外来者的归化理念:欢迎和善待于己有利者的外来者,拒绝带来社会问题的外来者,改造无法驱逐出境的外来人。这样的归化理念实质上是英格兰在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民族认同内涵扩张的表现。融合有利的外来者,对制造社会问题的外来者从排斥拒绝到接纳融合,这两方面都丰富了自身的民族性,昭示了英格兰现代民族意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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