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喜欢“谈神说鬼”也最擅长“谈神说鬼”的作家之一。“五四”初登文坛的周作人以鬼设喻,致力于“驱鬼”与“打鬼”,以科学的光迫使妖魔鬼怪无处遁形,用艺术的香为行尸走肉般的国民招回灵魂。随着“五四”的退潮,周作人陷入了“虚空的虚空”,开始了他“伟大的捕风”,转向了“民俗鬼”的研究,他只想要听要知道,想知道微末如“河水鬼”一般的东西,其实是想要知道这“鬼”里的人。全国抗战爆发之后,周作人巧借“鬼神”之说,为自己的附逆事敌寻找道义上的支撑,在“谈神说鬼”之间,悄然完成了由“叛徒”到“老僧”与“大禹”的自我修辞转换,也在无意间透露出了他内心的许多隐秘信息。本文以周作人笔下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文艺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在较为清晰地梳理出周作人各个时间段“谈神说鬼”的特点及其前后变化的基础之上,深入到作家内心与作品内部,用事实与材料说话,揭示出周作人“谈神说鬼”背后的缘由,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对他的“谈神说鬼”进行再评价。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整体梳理了周作人1919年至1945年间的“鬼神”书写,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他“谈神说鬼”的目的及发生前后变化的原因。二是通过分析周作人附逆前后的“谈神说鬼”,剖析出他是如何完成由“叛徒”到“老僧”与“大禹”的修辞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