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谦,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文字改革家、佛学家。其一生事业主要集中于师范教育及佛学活动两个领域。在主持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及主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秉持教育救国思想,江谦于新教育体制下围绕人才培养等作出了诸多开拓性的教育创举,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先驱。晚年皈依佛门,致力于佛学救亡图存事业,是近代著名佛教实修派人物。江谦教育事业尤为突出,诸多教育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其集教育家与佛学家双重身份为一体,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文献搜集、实地调研、后人采访等途径,采用历史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口述史研究等方法,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从江谦生活的近代民族危机爆发的“教育救国”“救亡图存”时代背景出发,追踪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思潮等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考察其1902年至1919年任职并管理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和主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文字改良等活动,窥视其教育思想内涵;剖析其由教育家转变为佛学家之动因,探究其晚年皈依佛门后1920年至1942年致力于婺源地方自治、创办佛光社与灵峯学社的佛学实践活动,探究其佛学实践活动之特点,辨析、评定其佛学活动性质,科学判定其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定位。江谦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传统文化,同时深受西学东渐、民族危机下尤以张謇为首的救国思想影响。其守儒家“仁”“诚”之根,受阳明理学影响巨大,践行“知行合一”,集传统儒学与西方“科学”等思想为一体。其成功把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设成为中国近代同级别师范学校中的一流名校,有力助推了中国中高等师范教育的近代化。其于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始终坚持国学之本与应用之实,注重教学改革,反对“袖手空谈”之陋习,倡导“能耕能读”简朴之风,最终使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享誉全国。同期,其于文字改革、推进国语统一及教育普及方面亦发挥了先导作用。江谦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秉持国学与应用之基,集知名硕儒与留美学子为一堂,学科设置为“海内高师之冠”、首设体育专修科、首倡“三育并举”、首提“终身体育思想”、大力倡导人格感化教育等,对日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为全国仅有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的国立东南大学具有重要奠基性和开拓性贡献。江谦在系列教育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之本,兼吸西学,注重实用,立足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其教育救国思想之基。江谦皈依佛门,既有近代社会思想转型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说的影响、清季民初中央政府对社会管控能力减弱致使佛教复兴的深层次社会外因;亦有其自身长期顽疾缠身的潜在身体内因。倡导佛学救亡图存是其后期皈依佛门之道。江谦晚年由净土入佛门,后融合各宗,仍归净土,受蕅益智旭“儒佛一宗”、印光“儒佛合则为美”思想影响较大。江谦反对社会上泛滥的各种“主义”,视“佛教为新信仰”,极力倡导以“善业自卫国家”,主张“儒佛合一”,以期“德治救世”。其于婺源地方自治中倡导“植林建学”,致力于“包孕教育、宗教、实业、慈善自治融为一冶”的佛学实践活动;成功创办日后成为“全国莲社之冠”的佛光社,力倡佛学教育、佛学研究、佛学文化宣传等,对家乡乃至皖南社会风俗和民风建设影响深远;创办灵峯学社,竭力培养儒佛相通之人才,对苏沪等地佛学文化宣传影响甚巨。江谦寄希望于劝诫人们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止恶为善以改良人心与社会。立足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之本是其佛学救亡图存思想之核。江谦佛学实践活动是其开辟的另类救国道路,而非消极避世之举。因佛学救国道路存在先天性缺陷,在初始阶段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其意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寻中国出路和救国良方,并在实际生活中对于团结社会中下层人士、改良社会秩序、稳定人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江谦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其人生以1919年为界,分为教育救国与佛学救亡图存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江谦赞成民主共和,视教育为革新中国的救国途径,是一位积极进取的教育改革家;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江谦反对革命与变法,视佛学为变革中国的救国途径,是佛学救亡图存事业的倡行者。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人民民主革命才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江谦晚年虽未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但观其一生,其始终奔波于探寻救国之道的漫漫征途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贯穿其教育事业及晚年佛学实践活动的灵魂纽带。其不屈的救国斗志和执着的救国之行,是清季民初无数仁人志士于苦难中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艰辛缩影。另外,江谦教育事业及佛学活动无不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客观上展露出中国在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及西学东渐过程中,传统文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我们有必要关注并重新审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思想转变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为,以克服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