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将如何影响收入分配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热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让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一举超越诸多发达国家,成为出口第一,进口第二的贸易大国。在此阶段,我国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常年高于0.4,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随着2020年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的签署,我国正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坚定力量,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此,探究我国的贸易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首先系统回顾了贸易自由化与工资不平等的相关理论,将企业工资不平等分解为企业组间工资不平等、企业组内工资不平等以及企业内工资不平等,借鉴Egger和Kreickemeier（2009）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型阐释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机制。然后通过查阅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梳理了我国贸易自由化与工资不平等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最后,我们通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进行合并形成非平衡面板数据,针对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工资不平等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实证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贸易自由化缩小了企业组间工资不平等。贸易开放会形成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组间工资不平等,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会缩小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临界生产率之间的差距,进而缩小企业组间工资不平等。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我们实证检验了上述结论,但这一结果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和高技术行业并不显著。在经过内生性处理、指标替换以及补充样本分析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第二、贸易自由化将会缩小全体企业的组内工资不平等,但进一步细分而言,贸易自由化缩小了内销企业组内工资不平等,扩大了出口企业组内工资不平等。贸易自由化提高了整体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并且抬高了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生产率门槛,但二者间的差距会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缩小,进而缩小全体企业的组内工资不平等。细分来看,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会缩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最低生产率差距,因此将缩小内销企业的组内工资不平等;而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将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工资不平等则需要通过实证分析予以确定。通过将企业数据加总到省-行业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贸易自由化缩小了企业组内工资不平等,进一步分析显示,贸易自由化缩小了内销企业组内工资不平等,扩大了出口企业组内工资不平等,实证结果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但在我国高技术行业中并不显著。后续的内生性处理、指标替换以及补充样本检验并不改变实证结果。第三、贸易自由化扩大了企业内工资不平等。通过引入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之间所存在的“利润分享权力”差异,发现贸易自由化会提升全体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与平均利润,而技术工人较非技术工人的利润分享权力更强,造成了企业内部不同技术工人之间工资不平等的加剧。我们构建了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以涵盖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并以企业所在行业技能结构的变化作为权重对企业内工资不平等进行了重新测算,随后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会扩大企业内工资不平等,该结果不存在地区异质性差异,但在我国高技术行业中同样不显著。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存在着以企业利润为中介效应的内在机制。贸易自由化会影响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临界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最终体现在企业工资的变化上。我们分别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发现贸易自由化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实际利润,企业利润的增加也会扩大企业工资不平等,存在着显著的中介效应,但相较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工资不平等的直接效应而言影响较小,并不足以改变总效应。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我们尝试以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组间工资不平等的动态影响;分析了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将如何影响内销企业的组内工资不平等;将研究视角延伸至企业内部,分析了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将如何影响企业内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之间的工资不平等;第二,在理论模型上,本文以E-K的研究为基础,构建了较为完整而全面的理论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组间工资不平等、企业组内工资不平等以及企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机制。第三,在内生性问题上,一方面我们选取了“企业所在省份报关口岸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消除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组间工资不平等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借鉴邱斌和闫志俊（2015）的研究,以我国十大主要出口目的地对中国出口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税率,计算我国各行业的平均出口关税,以更具外生性的贸易自由化指标来消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