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社会善治的根本目的,社会治理需要综合各个自治团体的功能优势,使用全面有效的途径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维护社会公平从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成熟与否代表着国家法治发展与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当前,为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不仅需要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还应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1,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充分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因此,探索那些符合法律规范特征、具有内部约束力的基层自治规则如何影响自治团体,梳理基层自治规则是如何被吸纳入司法裁判中从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成为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受“实用主义”的影响,为了证成裁判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开始引入诸如指导性案例、公共政策及社会团体内部章程等制定法之外的“软法”规范进行法律推理,很多学者采用学理或实证的方式讨论了法律原则、公共政策、指导性案例等非制定法渊源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包含乡规民约、行业公约的自治规则对维护各个联合体内部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越来越来的被引入到司法裁判中来。但是,当前学术界更多的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讨论自治规则的功能性作用,较少对自治规则尤其是基层社会自治规则的司法适用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本文尝试分析自治规则的属性及效力,归纳总结出自治规则处理联合体内部纠纷的有效性及其局限性。通过梳理自治规则相关的公报案例,总结出当前司法裁判中对自治规则的司法适用方式与裁判效果,探索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援引自治规则证成裁判的合理性。最后,结合目前自治规则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本文除引言、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自治规则的内涵、效力与调整范围展开介绍,比较自治规则与国家法律规范的异同并梳理自治规则法院以“治理者”角色介入基层治理必要性。第二部分通过案件检索分析自治规则在司法中的适用情况,归纳出司法自治规则引入司法裁判的方式及法院援引自治规则的表现形式和效果。第三、四部分从程序、内容及效果三个维度分析自治规则的司法适用困境及其原因后,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