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政論構成漢代政治文化之重要內容,本篇論文擬議四個方面作具体探討。第一,漢代政論是觀察漢代政治文化之重要取徑。回溯和反思既往有關漢代政論研究之成果,就“政論”概念提出新的構想。“政論”之第一義,不是文體、尤其不是文學本位上之“論”體的概念,實包含一切形式之政治議論。故作品自覺的論政意識是核心,惟此一“念”,方有表達此“念”之諸種方式與形式,此係政治話語之表達。文學只是表達政治思想之手段,和呈示政治文化的一個面向。若擯棄有關文學之體的思考,或將“言說”的方式作開放之理解,那麼,“政論”的範圍可謂十分寬廣。只不過不同的方式,在論政策略、機制與效用諸方面容有不同。政論具有彌散性,始終存之於文、賦、詩諸文化體式——呈現文化的形式之中。藉由探討漢代奏疏、諸子和詩賦等不同的政論表達方式及其論政機制、時代特質,捕捉始終氤氳於漢代政治文化中的這種意識存在,此即行文之初衷。第二,漢代以文書制御天下。文學、儒生的奏疏之文,不僅是政務文書,更是思想表達之重要載體。與文吏行政文書不同,文學、儒生等制度文官所作政論文章,亦是漢代文學之經典。此與奏“書”言政制度相關聯,其中作為士大夫、學者的“文人”身份漸趨浮出歷史之表。詔策、奏疏之文,係漢代最具時代個性之思想表達方式,直接參與了帝國政制的構建。此目標之實現,武帝時代確立以儒生為主體之文官制度、以儒學為政治意識形態等舉措為關鍵,由此亦造就了漢政尚文之風氣。君主論之認知、王霸道之權量諸問題乃漢家君臣論政之“主腦”①內容,集中體現於帝國力圖塑形“漢亦一家之事”之總目標,並及於文與質、常與變上尋求動態之平衡。其間,漢臣奏疏之中心議題亦表現出由“過秦論”向“跡天心”之轉變。第三,諸子思想構成漢代政論言說重要一目。諸子學說於漢代之流變體現出新的趨勢——子學雜家化,此乃諸子思想在漢政中調適之結果。因於雜家化思維,學說之風貌已非“九流十家”中某一家所可歸類。雜家化這一“創造的綜合”①,亦呈示於漢代最時興的藝術樣式——漢賦之中,不過子、賦交融對彼此產生了既雙美又兩傷之結果。漢代儒學雜家化係儒學由“學”向“術”轉變重要因素,既強化了“儒術緣飾”②之用,也為其他學說進入制度體係開通了渠道。所謂“罷黜百家”,儒術並未獨勝,相反成就了百家學說之“曲勝”。雜家化改變了諸子自開戶牖、各立一家之格局,由此前激烈的“入室操戈”轉為溫厚的“入室共存”。如此一方面銷蝕了諸子之個性,但同時也漸趨消弭了門戶之見而造就了漢代通學之風氣。第四,以詩歌方式論政係政論的詩語表達,這是“詩言志”的傳統。以謠、諺、歌、詩等“歌詩”評議政治,係政論的底層表達主要形式。底層民眾的政治言說寄生於史傳和士大夫、學者所作文中,間接參與了政治,其政治品位因之獲得提升。代表“天心”之民間“歌詩”,甚至構成帝國政治運作中之特殊“律例”;特別是讖謠或曰“詩妖”,更為皇帝、士大夫所重。上、下層政論有合與離的關係,其“離”表現於二者在思想志趣、精神境界上“公義”“私意”之別,不過,此與道德高下無關。漢大賦是政論詩性表達重要形式,所謂“詩為賦心,賦為詩體”③即可形容。大賦論政之根本在於持論特性:在文式上,賦、奏兼體,由文入賦,以鋪排藏議論為賦之正格;在義涵上,持論崇尚器識,大賦鎔子入史而准於經義,鑄成“辨而不激、暢而歸典”④之軌轍;在功用上,誇飾即諷諌,描繪王政之形,寫影以寓實,實有“目撃道存”⑤之效,勸一而諷百。除文字外,圖像同樣可以“言”政。大賦和圖像等藝術方式表達政論,有其直觀、便宜之效用與優勢,卻也有難以盡意之限度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