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此时的埃及,苏伊士运河还在英、法等国的占领之下。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运河国有,拉开了埃及收回经济主权的序幕。不久,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和世界银行此前答应援建阿斯旺大坝的承诺也随之取消。在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刻,追求独立的埃及接受了苏联的盛情。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埃及的主要援助国。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传入埃及。外部援助是一国实现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它同政治、军事手段一样,服务于国家利益。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的援助,使埃及受制于它的全球战略,成为苏联维护中东局势,对抗以色列和美国势力的前沿。20世纪70年代,国内的经济状况让埃及进一步认识到,计划经济模式已经不适应发展的要求,无休止的战争又迫使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苏联的武器援助和阿拉伯国家的“涓滴”援助政策只能满足埃及的一时之需,不能使埃及彻底摆脱贫困的泥沼。萨达特上台后,改革经济发展模式,实施了以西方为导向的开放政策,推行市场经济;结束对以色列的战争,在美国的调解下进行和谈;转而选择美国为外部援助的主要来源。这一系列大动作,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但转变了埃及的经济发展模式,赢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还收获了丰厚的援助奖励,吸引了外国资本。这种转变顺应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埃及由世界经济秩序的边缘向中心的主动靠拢。因此,外部援助和埃及的经济转型是辩证统一,互为因果的关系。外部援助给埃及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的影响,同时,埃及的经济发展需要也决定了外部援助的必要性和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