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牌坊是当代澳门的城市标志,它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于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事实上,它过去是圣保禄教堂的前壁,只是经过1835年的火灾才成了今貌。人类活动都有其空间脉络和时间脉络,绝不会脱离时空框架而凭空为之,因此,其活动模式和特点难免带有由之而来的烙印,圣保禄教堂这座澳门历史上最重要的建筑亦是如此。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尝试把圣保禄教堂置于其脉络之中来认识,由此建立起了耶稣会东亚系统的构想,前者以物质的形式把后者的内容表现出来,后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则塑造了前者的意涵。耶稣会东亚系统在空间上包括了中国和日本两个子系统以及衔接了两地的澳门；在时间上则始于1583年,在这一年里进入肇庆的利玛窦首次踏足中国内地并开始传教,终于1641年日本锁国制度的完成,隔绝了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外国势力的进入。文章尝试分析出耶稣会东亚系统之特性：中日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联动；耶稣会士在东亚因着现实需要而和商人结盟,以致自身走上了商人化道路而形成商教共同体；以及耶稣会士因为传教的成功选择走上本土化的适应政策。文章把圣保禄教堂的建造置于耶稣会东亚系统中去考察,探讨该系统的特性之影响在物质上面的体现,从1601-1644年的教堂修建入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档案和圣保禄教堂的实物遗存来探讨圣保禄教堂与耶稣会士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耶稣会如何把当时他们的思想、策略反映在教堂的建造身上,使圣保禄教堂丰富的装饰艺术具有对宗教改革作出回应的意味、它的空间定位反映了澳门作为中日之间的联系点、贸易的繁柴则是其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建筑元素上则带有因适应政策而赋予的文化交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