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日渐完善与社会各方面在面对侵权事件时维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企业面临的讼案件日趋频繁。诉讼风险作为被起诉企业外部风险的组成部分,不仅可能会招致股东的潜在赔偿要求,还会对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冲击。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法律风险成为企业管理策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诉讼风险的产生由多种因素构成,已有研究表明:较为激进的战略决策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不确定性,此时由其他利益相关者或竞争对手提起的诉讼会大量增加,企业作为被告的诉讼风险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女性经常被描述为沟通协作能力强、不那么武断与过于自信、更厌恶风险并且更有道德,所有这些品质都表明了女性具有一种保守的心态和较低的风险偏好。随着女性在职场的参与度提升,女性晋升为企业高管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最高管理层的个人特质会影响公司的管理方式以及决策方向,故女性高管的决策行为与治理特征也为学术界广泛关注。那么,作为企业政策制定者的女性高管,会为企业诉讼风险带来什么影响呢?本文以2009-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国泰安（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两个数据库手工收集整理得到企业诉讼仲裁以及企业财务等数据,实证检验女性高管对企业遭遇诉讼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性别对企业涉诉风险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高管可以显著降低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同时,随着女性高管比例增加,企业面临的诉讼风险也随之降低。进一步的分析中,本文从女性高管是否具有法律背景,以及将诉讼案件进行分类检验发现:（1）具有法律背景的女性高管所占的比例越大,对诉讼风险的抑制作用越明显;（2）将诉讼类别进行分类后,女性高管对资金类纠纷（担保纠纷、借贷纠纷）、产品类纠纷（知识产权类纠纷、产品侵权类纠纷）所引发的诉讼风险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其中女性高管对资金类诉讼风险的抑制作用最大。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产权性质、金融市场化程度、法制水平以及东中西区域的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对企业诉讼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相对而言,女性高管在非国有产权、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法制水平较高以及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中对企业诉讼风险管理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作用。接下来,本文对女性高管与企业诉讼风险之间关系进行了机制分析。本文发现,女性高管对企业诉讼风险的负向影响主要是通过创新研发活动、资本支出、广告宣传活动以及企业并购的渠道进行传递的。具体为,女性高管采用削减企业研发投入、资本支出、广告宣传费用以及减少并购活动等保守的企业战略决策来降低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首先采用Heckman二阶段回归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到的结果和主回归一致。随后,通过改变主回归模型为Tobit模型、女性高管指标拓展、使用小样本数据进行回归、替换被解释变量为诉讼数量、解释变量滞后两期至三期对本文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证明,在不同的情况下本文主要研究结果仍然稳健。在文章的结尾,本文就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且对症下药地给政府、企业提出一些建议。本文从高管的性别视角出发,探讨其对企业诉讼风险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管理层治理结构和企业诉讼风险相关的理论研究。并且,文章还基于不同的产权性质、金融市场化程度、法制水平以及东中西区域进行了女性高管与企业诉讼风险关系的对比分析。此外,本文从制定企业决策的视角探讨了女性高管与对企业诉讼风险的路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企业意识到女性高管为企业降低诉讼风险所带来的贡献,拓展了法与金融的研究,并为未来我国政府以及监管层提出高管性别多样化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