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学派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后,翻译研究的重点就从原文转向译文,关注译文的文化功能,探讨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蒙娜·贝克的叙事理论则更进一步,将社会学和交际学中的叙事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框架,探讨了译者如何通过各种建构策略在翻译中重构叙事,从而参与对当前叙事乃至文化社会的建构。本文选取鲁迅短篇小说《祝福》的王际真译本,威廉·莱尔译本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作为语料,基于蒙娜·贝克的叙事理论,从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这四种建构策略方面对这三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三个译本在这四种建构策略的使用上的异同点。研究发现,首先,三个译本的译者都通过时空建构将原文本置于新的时空语境中,在新的语境下解读原文叙事。其次,三个译本的文本素材选用各有不同,王际真译本通过省略原文本中重复的人物话语,使新的叙事更加简练,加快叙事节奏,莱尔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则通过在注解中添加文化内容,铺陈并强化了原文中的隐含叙事,凸显了原文批判封建主义的主题。再次,三个译本采用了不同的标示建构手段重构叙事。王际真译本通过改换原文标题,使译文的叙事焦点转移到祥林嫂的寡妇身份上,为目的语读者提供新的诠释框架。莱尔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则是利用命名标示关键人物,明示名称中隐含的人物身份和特征。最后,对于人物事件的再定位,王际真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主要通过副文本调整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莱尔的译本不仅通过在脚注中添加评论,还通过文本内部语域和指示词的转换来重塑读者和作者的关系。三个译本在建构策略使用上的异同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有关。为了迎合不同时代下的主流公共叙事,译者对原文叙事重新建构使其与主流公共叙事相一致。王际真的英译本出版于1941年,当时中国文学的译介在西方世界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文学作品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过于陌生,为了引起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王际真译本基于注重读者接受的叙事立场对原文叙事重新建构,使新的叙事更加流畅连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学翻译以国家机构为主导,肩负着重塑国家形象的任务,因此杨宪益夫妇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叙事立场,意图通过译介鲁迅小说促进文化交流,塑造新的文化形象。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世界受到更多的关注,为了使西方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同等的阅读体验,莱尔的英译本基于完整再现原文内容的叙事立场,提供详细注解,充分传达原文信息与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