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存在将部分帮助行为单独定罪量刑的立法例,具体是指立法者将原本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定罪处罚的帮助行为单独设立罪名并配置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模式表明此类帮助行为在新的罪名中为“实行行为”,是立法者将此类帮助行为从共犯中脱离出来,将其拟制为“正犯”,在此,这种立法模式可称之为帮助行为“正犯化”。出现这一立法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与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帮助性质的安全隐患,而受共犯从属性的限制,许多危害性极大的帮助行为并不能受到刑法的规制,而将帮助行为“正犯化”可以弥补共犯从属性的漏洞。立法者将这类高风险的帮助行为单独设立罪名,就是通过“法益保护前置”提前预防这些不可预估的高风险。但是,刑法学界也存在反对声,他们认为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会破坏共同犯罪理论体系。对此观点,笔者是不认同的。帮助行为“正犯化”是立法者为保护刑法法益而探索出的一种路径,它是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是一种法律拟制手段,它与刑法总则中共同犯罪理论是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尽管如此,帮助行为“正犯化”正处于初始阶段,整体理论体系不够成熟,缺乏相应的刑法理念指导,所形成罪名的罪状也不尽合理,致使其在司法适用中出现混乱现象,同一案件既有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处罚也有根据帮助行为“正犯化”后新罪名定罪量刑。据此,文章以我国刑法帮助行为“正犯化”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基本内涵有所把握的前提下,根据德日刑法理论尝试研究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并对刑法学界存在的理论争议进行探讨,分析帮助行为“正犯化”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文章后半部分研究我国帮助行为“正犯化”刑事立法现状及其司法适用情况,分析其现阶段存在的不足与弊端,并基于此尝试提出些许建议,以期完善帮助行为“正犯化”,促使其发挥积极的预防与打击犯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