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管制行业之一，我国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直到近年来才逐渐走向公众视野。2010年，我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行业强制信息披露政策，自此我国保险业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披露时代”，这是助力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Acharya and Ryan，2016）。　　保险行业是三大金融支柱之一，对国家宏观经济与居民微观福利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认为是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其风险分摊机制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Borch，1962）。而当金融机构自身处于高风险时，不仅对客户不利，还会增大股东、债权人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成本，相应的制约措施成为必然（Berger，1991）。20世纪80年代，美国显著增加的保险公司赔付能力不足更是引发了学者们对保险行业国家监管的广泛关注（Robert，1995）。我国保险行业自80年代恢复经营以来只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如何借鉴已有的国际经验维护行业健康发展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信息披露是获取信息最经济的途径(Diamond and Verrecchia，1991)，而监管和准则又是决定信息披露质量的核心问题（Leuz and Wysogki，2016）。目前全球各国都是依靠构建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来解决信息问题，监管机构从制定标准、规范财务报告、市场监督各方面影响市场。　　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混杂着代理问题、信号传递及公共产品属性，具有诸多特殊性（James and Itzkak，1988；Robert，1995）。信息披露供给方在所有权结构、股权流动性、资产规模、业绩表现方面性质各异；信息需求方包括监管机构、资本市场投资者、投保方等各类主体；信息披露内容包括业绩、风险管理、偿付能力等各类行业性强不易理解的内容（Kyoungrae，2010）。一方面我们希望以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满足利益相关者决策要求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Christensen et al.，2015），但另一方面如何科学衡量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又是国内外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一大难题（David，Martin and Rongrong，2014；Leuz and Wysogki，2016）。截至目前，相关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匮乏。如何评估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我国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现状如何？保险信息披露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强制披露政策下不同企业特质是否对信息披露质量造成显著差异？行政监管（包括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两种具体模式）如何直接影响信息披露质量？会计规则制定和选择又如何影响信息披露质量？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达到以下研究目的：第一，从不同角度实现对我国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估；第二，在信息披露质量评估的基础上考察保险公司强制披露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三，从保险行业行政监管两种具体模式（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以及会计准则差异角度考察政府监管如何具体影响信息披露质量。　　具体而言，本文以2007-2014年我国保险全行业为样本公司，在评估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分别从信息披露强制政策、直接的行政监管以及会计准则差异角度实证检验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如何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全文共8章，其中第1章是导论，第2、3章是基础的文献和理论分析，第4章是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估，第5、6、7章是具体的实证章节，第8章是总结部分。各章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对研究背景和意义做了介绍，对研究设想和研究方法简要说明并交代论文的基本思路、逻辑结构以及预期创新。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从信息披露的基本研究、信息披露质量评估与影响因素、保险信息披露在政府管制背景下受到的直接监管与间接影响几个角度对已有文献作了分析。首先是关于信息披露本身的研究，在资本市场背景下，对信息含量、信息披露的基本概念、信息披露的一般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然后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估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做了归纳总结，涉及到披露程度、透明度、盈余质量等各类信息披露质量评估方法以及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中的企业特质、融资成本、公司治理、盈利能力、监管行为等各类文献信息。接着针对保险信息披露处于明显的管制环境这一特点，从行业监管、准则要求、法律环境以及市场行为监管方面对监管存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两方面归纳了相关研究内容及其结论。在上述文献研究分类分析的基础上，最后通过对比分析信息披露文献并进行简要总结，说明现有文献的特征及不足之处。　　第三章理论基础概述。本章在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充分阐释其信息披露的行业特殊性，结合金融监管理论提出保险信息披露理论分析框架。首先是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经济学理论分析，分别基于信息披露的经济属性和公共产品属性角度进行了分析。接着分析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甄别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然后是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特殊性，分别从信息披露特征、相关利益主体特征、披露动机、披露内容范围几个角度展开，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中混杂的代理问题及公共产品特征做了阐述。最后归纳出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作为核心，在政府管制视角下，以我国强制信息披露政策、行政监管、会计准则、企业特质等方面分析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我国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估。本章通过对现有信息披露质量评估方法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两方面对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了具体评估。其中，对财务信息质量的评估主要考虑保险行业财务活动的特殊性，以会计错配（Mismatch）、准备金操纵程度（DCCR）以及应计利润操纵程度（DAcc）代表整体财务信息质量；对非财务信息质量的评估主要考虑保险行业的受管制特性，以信息披露过程的监管合规性（Score）作为评估标准。财务信息衡量保险公司对外披露财务数据的整体盈余质量，具体而言，通过配比模型（Dechow andTang，2008）评估出了损益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错配程度；通过准备金操纵模型评估出了保险公司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决赔款准备金、长期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计提过程中的操纵程度；通过总应计利润与非操纵应计利润之间的差额估计出应计利润操纵程度。非财务信息质量以监管合规性衡量保险公司对信息披露要求的执行情况，具体以我国监管机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为详细评估指标，并参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发布的《保险核心原则》ICP20中信息披露要求主要框架评估得出监管合规性得分。会计错配、准备金操纵程度和应计利润操纵程度越低，表示财务信息质量越高；监管合规性指标得分越高，表示非财务信息质量越高。通过对保险公司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质量的分别衡量，得到了我国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具体结果，并对信息披露质量差异性进行了检验，揭示了信息披露质量在不同企业特质中存在显著差异。　　第五章强制披露、公司特质与信息披露质量。本章关注我国保险公司强制信息披露政策，研究强制信息披露政策对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对处于相同的信息披露政策要求之下不同公司特质的政策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强制政策对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企业上市身份、内资资本性质、主营寿险业务这些保险企业特质对强制披露政策存在显著的传导效应；（3）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股权流动性、主营业务类型、资本性质、经营时长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相关。　　第六章行政监管与信息披露质量。本章以保险行业行政监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为研究内容，验证市场行为监管与偿付能力监管两种监管模式对信息披露质量结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市场行为监管的处罚力度对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能够提高信息披露质量；（2）偿付能力监管使得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受到业绩压力和偿付压力的双重影响，压力越大保险公司经理人员对可操纵准备金计提额的操纵程度越大，并且偿付能力压力还会促进业绩压力对准备金计提额度的操纵；（3）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微利公司经理人员通过调低可操纵准备金的计提使得公司达到避免亏损的目的，而微亏公司当期可操纵准备金计提则存在“洗大澡”现象。偿付能力不足形成的监管压力引发了保险公司显著的监管迎合行为导致信息披露质量下降，保险公司会一方面增加资本金，一方面少提准备金甚至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准备金来迎合监管。　　第七章会计准则差异与信息披露质量。保险行业管制除了监管机构的直接行政监管，另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会计准则制定影响信息披露质量。本章通过调整我国保险会计准则与国际保险会计准则关于保单获取成本规定的区别，以年平均法对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进行了调整，实证结果表明：（1）国际保险会计准则与我国保险会计准则相比，能显著降低会计错配从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2）在验证保险公司整体的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同时，还进一步的将样本公司按照不同性质分组，分组的实证结果同样表明，国际保险会计准则比我国保险会计准则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财务信息。　　第八章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在总结全文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行业监管与会计准则的国内外对比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　　1、从不同角度评估了我国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这在我国目前缺乏相关研究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具有开创性。考虑到保险公司财务活动特殊性，本研究以会计错配（Mismatch）、准备金操纵程度（DCCR）、应计利润操纵程度（DAcc）、监管合规性（Score）几个变量度量了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通过会计实证模型和指数评估法对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具体量化，这些指标对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都做了相应衡量。财务信息质量的模型量化过程同时也拓展了会计盈余质量的实证研究范畴并解决了保险公司财务信息长期以来难以衡量的状况，具有理论意义。　　2、验证了我国保险行业信息披露强制政策的实施效果，这在我国尚属首次。通过实证研究及其结果，我们发现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强制政策对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该结论支持了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保险监管促进社会总福利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证据。我们还验证了对处于相同信息披露强制政策要求之下不同公司特质存在的传导效应，同时证实了股权流动性、主营业务合同类型、内外资本性质、经营时长等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些结论能够为信息使用者理解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结果以及作出决策提供帮助，具有政策意义和现实意义。　　3、验证了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以及会计准则差异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具体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及其结论，我们发现市场行为监管的处罚力度对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偿付能力监管使得保险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受到业绩压力和偿付压力的双重影响并引起了显著的监管迎合行为。对监管迎合行为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我国保险公司与国外已有研究结论相比具有自身独特性，为我国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持；会计准则差异对信息披露质量结果的影响验证了保险会计国际准则与我国准则相比显著提高了财务信息质量。这些结论丰富了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对于监管机构具体的政策制定以及管理实施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