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充满多样性的大国,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重大课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有效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党和政府将权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深入发展,利益多元、观念多样、角色多变,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改革和完善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社区,不仅是居民生活聚居的地方,打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地方,也是国家治理的落脚点。社区里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种力量相互交织,在单位制解体之后,社区治理更具有了一种“政治整合”的意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要求,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建共治共享已成为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尽管当前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受到政府体制惯性、社会组织缺失和政府偏好等因素影响,社区公共服务的能力与质量还不高,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政府、市场、社会和居民等治理主体之间合作供给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共享服务成果,已经成为公共服务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也将成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必然选择。围绕着如何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来达到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一核心问题,本课题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当前我国各主体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的动机是什么?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是怎样的?这样的模式如何运行?支撑它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影响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的因素有哪些?哪些因素是主导性因素,哪些因素是非主导性因素?各个主体在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中都发挥哪些作用?如何改进当前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从而更好的走向共建共治共享?本课题在梳理社区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进展的基础上,尝试从动机、过程、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四个方面构建我国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的本土化分析框架,指出“党委领导——社区协商——合作供给——居民共享”是当前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过程的特征表现,这一供给过程会受到主体及主体间关系、制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并以“获得感”作为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效果的评估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若干个指标体系。在实证方面,选取厦门市两个典型社区——Z社区（百分之八十无物业的老城区社区）和Q社区（有物业的商品房新城区社区）,作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过程中,重点关注了 Z社区的“Z街道邻里互助促进会”和Q社区的“一核多元、四位一体”的协商共治体系,通过实证检验本课题提出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党和政府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为了更好的维护其合法性、巩固基层政权,在当前“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下,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文件加强了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一方面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党的领导”和“渐进式改革”两个原则。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取向就是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原来的“行政——命令”转向“合作——共享”,所以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呈现为“党委主导—社区协商——合作供给——居民共享”的特征。这种模式与“行政吸纳社会”、“行政吸纳服务”等模式有所不同,更与“多中心治理”不同,不仅强调党委主导,也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企业和居民的选择性合作,更强调合作后的共享,是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有权力保障,市场以资本为依托也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唯独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是一个最为弱势的存在,但又对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水平影响重大,Z社区的“Z街道邻里互助促进会”和Q社区的业主委员会就是一个例证。最后,本课题基于案例中发现的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中的问题,结合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提出以下建议:坚持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创新战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多元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完善有利于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体系,增强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的体系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