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货币政策是通过运用总量工具影响货币总量或市场利率,从而达到宏观经济调整的目的。过去我国央行主要采用“大水漫灌”式的统一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合理增长、较为充分的就业、低通胀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自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货币和宏观经济调控现实问题的不断加剧,总量型货币政策矛盾不断凸显,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反思与优化,并且促使了中央银行不断创新货币工具。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国内巨大的经济回落压力下,2013年起,央行逐步推出创新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其中以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补充抵押贷款(PSL)为代表。旨在加强对“三农”、小微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就业、教育等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严格限制对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能源型产业的信贷支持。随着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深入,有必要全面准确评估这类定向调控的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发挥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抑制更多资金流向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能源型产业。国内外学者对结构性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十分丰富,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整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发现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关于结构性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定量分析,缺乏统一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数理分析框架。其次,关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主要针对“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薄弱领域,以及汽车制造业、房地产等过剩产业进行分析,而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能源型产业的影响作用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利用DSGE模型建立统一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框架,论文的实证研究内容及相应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归纳总结出统一的适合我国特点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通过对两类数量型、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特点、传导路径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核心是调整商业银行融资成本,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内部结构,从而调整产业融资成本,通过贷款结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为后文结构性货币政策数理模型的建立奠定基础。其次,利用DSGE模型构建包含家庭、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银行四部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引入两类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变量:定向调整再贷款比例、定向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两类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变量:定向调整再贷款利率、定向调整存款准备金利率构建银行贴现利润函数,同时引入生产中的负外部性概念,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负外部性产业的影响。最后,对DSGE模型进行实证模拟分析。本文以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能源型产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年1月到2017年12月的宏观观测数据对参数实证模拟,对于影响稳态的结构性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进行校准,同时引入宽松货币政策冲击与投资成本加成冲击,分析得出四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均能有效降低负外部性,其中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表现最佳,另外对比不同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外生冲击的敏感度较低。根据相应实证模拟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科学界定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控范围,防止“搭便车”行为产生;第二,持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强不同期限利率水平之间的传导,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节流动性的有效性;第三,建立科学有效的资金流向监督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将央行释放的流动性投向薄弱产业,而不是”两高”产业;第四,协调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充分发挥宏观政策的定向调控职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