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政治生涯跨越晚清王朝、民国北京政府、民国南京政府、新中国四个重大历史阶段的政治人物，颜惠庆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颜惠庆出身于基督教家庭，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教育。这种中西合璧、古今通览的教育不仅使颜惠庆此后得以顺利进入外交界并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保证了颜惠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能够坚守个人操守，将祖国利益始终置于最高位置。 作为一名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数次出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总长，期间还担任过驻德国、瑞典、丹麦、美国等国的公使，驻苏联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的中国首席代表。他曾参与了外蒙谈判、禁烟谈判、巴黎和会、退还庚款、华盛顿会议、中苏建交谈判等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在众多的对外谈判中，颜惠庆为挽回中国权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近现代中国的外交事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通过多年对外交涉经验的积累，颜惠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体系，即在务实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国家主权至上、外交相对独立和团结对外的外交方针。这种外交思想体系的形成与颜惠庆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及其自身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颜惠庆曾三次正式组阁，担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务总理。虽然颜氏内阁多匆匆上台而后又匆匆解散，颜惠庆的政治抱负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在中国近代政界有着卓越的地位。 致休之后，颜惠庆虽然结束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但是他并未将民族利益置于脑后。面对日益紧迫的时局，已逾花甲的颜惠庆为挽救民族存亡而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呼告。抗日战争胜利后，颜惠庆不顾吉稀之龄，毅然拖着病重之躯为实现国共和谈而南北奔走。 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颜惠庆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关注平民教育问题，积极参与筹建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等一系列与教育有关的活动。在其署理内阁总理时，他利用美国退还中国的第二批庚款余款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该基金对中国发展现代文化教育多有贡献。 不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还是政治史、教育史上，颜惠庆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