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详细分析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将土地要素和农村部门引入由Henderson等人发展起来的城市经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构建起一个包含城乡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运用该模型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并利用1998～2003年全国二百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基本上验证了理论分析所得到的主要结论;然后,将政府行为引入城乡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别讨论了土地利用控制、公共财政收支和人口迁移限制等政策行为对中国城市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国城市的相关数据或案例进行了验证。本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城市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中国的城市规模与人均非农产值、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二是若政府对城市人均建设用地规模进行控制,则在Tiebout条件下,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土地指标禀赋呈正相关性,且人均建设用地规模存在唯一的均衡值;人均建设用地规模与城市化率之间呈负相关性,而与人均非农产值之间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随着人均建设用地规模的增加,城市规模会出现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趋势。三是若政府通过征收所得税来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品,理论证明在没有地方公债市场和满足Tiebout条件时,政府征收的所得税率存在唯一的均衡值;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税率的变动,城市规模、公共支出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均呈“倒U型”的变化。但实证分析却发现,公共支出与城市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税率变动对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虽有显著的影响,但对于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率却几乎没有影响。四是若政府可以通过限制城乡人口迁移来获取权力租金,则政府之间的竞争对城市发展是有利的。理论分析表明,当政府之间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城市化率、城市规模和人均效用水平均要高于政府垄断竞争状态下的值。且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也证明,政府竞争程度的上升有利于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从而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