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8年刘盼遂以明嘉趣堂刻本为校笺底本,对《世说新语》一书整理和研究以来,其书更便阅读,殆为世人认识魏晋风度、探讨魏晋玄学、考察魏晋时代独特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方式之最重要文献。本文绪论篇通过回顾《世说新语》研究的学术史,认为对《世说新语》的研究论著虽已汗牛充栋,但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入手观察魏晋六朝史学之继承与演进、探索魏晋六朝世风之转变与特色,尚有可为之处。本文在绪论之外,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总论,主要从《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文体归属这一角度出发,在对小说文体,史注特色,经、史、子诸家的关系加以分析归纳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世说新语》为小说,而刘孝标为《世说新语》所作之注为史学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世说新语》既非完全意义上的史实,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间或有之,但世人因读《世说新语》而产生的对魏晋时代的总体感受和印象,倒是极为准确的。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以来,其注文与《世说新语》本文始终并行于世,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注一并置于魏晋史学的整体背景中,我们发现：出现《世说新语》,出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乃至出现对刘孝标所注之《世说新语》的重视和喜好,俱是魏晋史学史上的重要环节——反映了魏晋时人对以小说形式出现的“一家之言”的认可,反映了魏晋时人对《世说新语》这样的小说体中虚构成分的了解,也反映了魏晋时人在对小说体虚实相间的叙事方式有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以史证文的趋向。上篇既是全文的总提纲,也足下篇通过个案分析进行具体研究的指导原则下篇是分论。“文变染乎世情”，上篇既已言文变,下篇则言“世情”。论六朝世情之著作已夥,本文是在以《世说新语》为小说的认知基础上,将之作为主要材料而进行的论述,选取魏晋时代的生命观、女性观和言说问题这三个时代表征的剖面,以史料相证发,用以史证文的方法以明《世说新语》所传达之时代精神的准确无误。此外,在行文中参酌刘孝标之注,以说明刘注《世说新语》的出{现,并非因为《世说新语》是爱奇之作——观此下编,即知《世说新语》所传达之精神在在实有,俱非妄语——而是为《世说新语》的“精神史”加上了出处具备、信实可据的注文。《世说新语》作为小说,是当时士人“精神史”的极好样本；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是以故事之详实印证精神史之虚蹈。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刘注《世说新语》的地位极高,或许正因为其对传达魏晋时人精神风貌的到位和逼肖,然而后世读者渐渐忽略这种“到位”和“逼肖”,其实是由两位相隔了数十年时间的作者,共同来创造完成的。本文最后特拈出此点,加以论述,以为研习魏晋史学史、文学史者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