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地方志特别是旧志涉医资料,从“内史”角度还原地方医学发展的整体面貌,从“外史”角度展现地方医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在空间维度上以点促面,呈现医学发展的地方贡献,在时间维度上以古鉴今,启发当今医学繁荣进步。方法本文提出旧志涉医资料研究的基本路径,即明确界定研究对象、掌握方志目录、占有方志资料、系统爬梳方志内容、分类整理涉医资料、挖掘剖析内涵价值。本文界定的研究范围是,今上海市对应地域在1949年以前存在的府、县（厅）级单位所修方志中的涉医资料。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数据分析法,前者用于资料采集、辨别正讹、梳理脉络、总结归纳等定性研究,后者通过定量分析来佐助定性研究。结果梳理上海府县旧志涉医资料后,主要从上海医家、上海医籍、上海涉医机构、上海疫情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上海医家见载于旧志者达1117人,上起南宋,下抵清末民初,其分布首受疫情影响,次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再受人口基数支配。旧志记载的上海医家执业范围十分广泛,西医极少,而中医扮演着保护民众生命健康的重要角色。这些医家多有较高的诊疗水平,医德医风也十分高尚,还有一定的国内外交流记载。其中有两个特色比较鲜明的群体,一是世医群体,另一是官医群体。世医群体的传承除一般的家传、师承外,另有多种传承方式,亦有多名医家一人跨两系。官医群体包括在中央政权的太医院任职者、地方政权涉医机构任职者,以及在藩王府、军队中任职者,除临证水平颇高外,太医群体以医资政的行为也颇令人瞩目。上海医籍多见于旧志的《艺文志》,达427部,但大多亡佚,今仅可见71部。上海医籍覆盖了基础理论、诊断、本草、方剂、医史、运气以及内、外、妇、产、儿、伤、眼、喉、针灸、推拿、法医等各个学科领域,体现了上海医家较高的理论水平。这些医籍作者近半出身于旧志记载的各个医学传承世系中,其中既有个人医籍极丰而开门立派者,又有家族、师承世系成员连续著书立说者。上海涉医机构包括医学教育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医政管理机构,以及与医学关系较密切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些机构在古代和近代的组织形态均有较大差别。医学教育机构包括元代“医学”（三皇庙学）、明清“医学”和清末民国的医学院校,其中明清“医学”同时兼有医政管理职能。医疗服务机构主要是元明两朝的惠民药局,既制药售药,又有诊疗职能;清代不设;清末民初始见近代形态的医院和诊所。医政管理机构主要是元代的官医提领所和明清“医学”;民国初归警察部门管理,后成立了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在古代主要是官办养济院;清末则出现大量社会福利机构,多有医疗救助的功能;民国时期社会福利机构的医疗职能则开始向医院等专门医疗机构转移。目前所见府县旧志记载的上海疫情确切年份资料起自1332年,讫于1932年。其间有71个疫年,尤其在清末出现疫情爆发的高峰;疫情多在夏秋季节出现,而以六七月为多;往往烈度较高、破坏力较大,被旧志记为“大疫”者居多。此外,在这一时间内,上海地区的疫情重心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一带迁移的趋势。前人对疫情的认识既有客观总结疫情发生、传播特点者,也有臆想和迷信成分;与此相应,应对疫情的举措既有医疗、捐赈等积极行动,又有祈祷等消极行为,但也有开明人士对祈祷加以批判。结论上海医家传承总体呈现了开放、包容的传承风格,这也正是上海地区名医辈出、医学繁荣发展的内在原因。今人在学术流派传承工作中要注意从前人的著作中汲取思想精华,同时注重提高传承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上海涉医机构在古代多为官办,甚至是地方政权的一部分,近代开始出现诸多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医学院校、医院和社会福利机构。其组织形态和业务功能变迁的背后,正是上海地区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的复杂变化。前人对疫情的认知和应对,对今人有一定启示作用,尤其在坚持“生命至上”的思想理念和医疗防疫、捐赈抗疫的具体行动方面,仍然值得今人学习探索。通过对旧志涉医资料的梳理、分析,本文认为:流派传承,贵在滴水成涓,积土成山;防疫抗疫,重在破除迷信,生命至上;医界自强,要在摒弃论争,讲求实效;医学发展,首在服务社会,经世济民。本文对上海府县旧志涉医资料的梳理总体比较全面,医学发展的“上海面貌”比较丰满;但与其他地区的横向比较相对欠缺,因此医学发展的“上海贡献”体现得尚不十分突出,这也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