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生产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一国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往往在多个国家进行,国与国之间现存的大量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跨境贸易使得按传统贸易核算方法统计的贸易出口总额往往包含对中间产品的重复统计,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出口额虚高的“统计假象”。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使得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实质也发生变化。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已经无法真实地反映一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国际分工地位问题,亟待利用增加值贸易这一反映真实贸易状况的指标重新进行衡量。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不同技术层次制造业部门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间的差异,通过进一步控制这些因素,有助于区别对待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各要素的投入,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持。本文首先基于世界投入产出分析法对一国的总出口分解得到增加值出口,尝试从增加值的角度重新构建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并重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制造业各技术层次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其次,为了进一步探寻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制造业行业技术水平、行业要素禀赋、行业贸易因素和行业规模因素四个方面选取适量的指标,并采用2001-2011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各技术层次部门分别进行面板回归。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1-2011年间传统贸易统计方法较增加值统计贸易法对制造业出口规模的平均高估程度达114.07%；第二,中高、高技术层次部门并没有成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核心,低技术层次部门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第三,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其国际分工地位却并没有呈现同样的提升趋势,而是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第四,加大对制造业中高、高技术层次部门的研发投入是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基础所在；发挥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加强科研水平的提高,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利用本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让更多地出口为国际分工的提升服务,切切实实地提高中国的出口水平,才是中国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弱化低技术制造业层次部门的国内产业积聚效应,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提升产业优势,才会切实提高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最后,本文从完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加大科研投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引进新制造元素四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对策和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基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从增加值的角度重新构建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探寻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制造业各技术层次部门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所处分工地位的变化差异；第二,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利用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制造业各技术层次部门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研究,并进一步探寻各影响因素对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各技术层次部门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如何从增加值的角度重新构建—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标也是本文的难点所在。另外,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研究涉及到大量的数据搜集与整理,使得对数据选取以及分析结果的合理性解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