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获得了高速发展,物质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伴随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中国社科院2011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2003年到2011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经由2万多起增加到11.6万多起,参与人数也由103万增加到约607万。其中,不仅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还有一些引起全国关注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也常常发生。2008年发生“皖南事件”、“瓷安事件”以及“孟连事件”,2009年发生“海南感城事件”,2011年又出现“乌坎事件”等大规模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在日益增多的突发性群体事件中,在农村发生的或涉农的群体性事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些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村民冲突、警民冲突等械斗情况,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受伤、财产损失,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农村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是关键,这对于农业人口仍占很大比例的中国更为重要。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治理和防范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将会逐步影响全社会的政治稳定,干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本文从“乌坎事件”入手,力图通过分析我国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理,提出政府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政策建议。尽管本文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其中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但对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管理中政策研究问题的关注凸显了论文研究的现实关切,而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理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拓展公共管理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