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和媒介接触差距对城乡健康知识传播的影响,并针对三个变量因素的影响程度做了相关性分析。同时分别通过“知识沟”、“数字沟”和“上限效果”对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和媒介建设对健康传播的相关性联系进行验证。本文中的“知识沟”主要系指由于城市和农村人口存在地域性经济基础水平差异、受教育程度高低以及媒介渠道建设和媒介接触的广泛程度,从而造成的健康知识获取的速度差异,经济基础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和媒介接触更高的群体所获取信息的速度将普遍高于低者。“数字沟”主要系指城市和农村人口由于地域性经济基础水平差异、受教育程度高低以及媒介渠道建设和媒介接触的广泛程度的影响,使得两类研究对象获取健康知识的信息资源和渠道存在较大落差而造成的健康知识信息量的差异,经济基础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和媒介接触更高的群体获取信息通常更多、更快,而经济基础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和媒介接触更窄的群体则更慢、更少。“上限效果”主要指由于城市和农村人口在健康知识传播上存在因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和媒介渠道建设和媒介接触差距造成的“知识沟”和“数字沟”问题的传播效果。研究方法是以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的主体是四川省广汉市城镇居民,主要标的城镇分别系核心城镇、经济城乡区和偏远乡村;问卷调查主要用于收集各标的城乡区域的人口统计信息、平均经济水平、整体受教育程度和媒介接触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核心城镇、经济城乡区和偏远乡村普遍存在经济地位差距,标的区域的地理位置越远,经济差距越大;三个标的区域的教育差距非常明显,核心城镇的教育程度远超于农村地区;媒介接触情况与教育程度差距类似,核心城镇的教育程度远超于农村地区,但差距程度低于教育程度。问卷调查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为,教育程度差距与健康知识获取的相关性程度很高;媒介接触及媒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差距与健康知识获取的相关性程度为较高;而经济地位差距与健康知识获取的相关性程度为中等。所有受访人员的日常生活方式选择、对自身健康及健康知识的重视程度基本一致。故经济地位的差距对于健康知识获取的影响程度较为有限。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受教育程度和媒介建设,根据描述性分析结果来看,所有受访人员对于健康知识学习和传播主要由主观意识和能动性所决定,而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主要驱动力为受教育程度,故受访人员的教育程度系影响健康知识获取的首要因素,且受访人员的教育程度在三个标的区域内又表现为影响媒介及媒介渠道的接触和使用。虽然媒介设施的建设系由经济状况所主导,但是教育程度系媒介接触和使用的关键,对于媒介及媒介渠道的接触最终影响受访人员获取健康知识。教育程度系影响城乡健康知识传播的首要因素,虽然受访群众对于健康的主观意识非常高,但健康知识最终实际的获取和传播效果主要依赖于受访人员的教育程度高低;媒介技术发展和媒介渠道接触系影响城乡健康知识传播的第二重要因素,整体看来媒介建设的发展是对城乡健康知识获取的影响超出我们预期的关键所在;经济地位对影响城乡健康知识传播的影响最低,当达到一定的平均经济水平时,经济地位差距对城乡健康知识传播的影响将不再明显。城乡健康作为我国城乡人民健康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其传播以及学习、研究和普及对于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健康安全。随着媒介在人们生活中影响力的不断加大,从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和媒介建设差距的角度对城乡健康知识传播进行统计学方法研究具有着重要意义。在本次研究的问卷中,研究人员注意到教育程度乃城乡健康知识传播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其对于人们健康知识和信息的获取程度呈现出极其重要的正相关关系,而教育又往往容易被我们所轻视。因此,加强我们的学习程度和教育发展力度,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于健康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其次,经济地位对于城乡健康知识传播的影响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因为从本研究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地位对知识获取的相关性系数最低,甚至远低于受教育程度、媒介建设和接触所的相关性系数。第三,本次研究肯定了媒介技术发展和媒介渠道接触对于城乡健康知识传播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是作者首次以统计学基础方法加上传播学分析的方式对城乡健康知识传播所做的一次研究。最后,我们再次强调经济对于健康的影响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达到一个较合理的程度,人民生活开始稳步提升的前提下,教育和媒介对健康知识所带来的冲击将是我们以后的重点研究方向,特别是大众媒介的崛起将给我们传播学者创造一个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