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帮助行为的研究最早可溯及至19世纪,德国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其研讨范围已经从纯教义学理论发展到了十分深入的司法判例研究中。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学说理论有向德日两国学习借鉴的倾向,无论是刑法教义学的相关讨论,亦或是针对司法案例的研讨分析,都存在一定的德日刑法理论的影子,中立帮助行为作为德日刑法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自然也进入到了国内研究领域的视野,尤其是伴随社会生活被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渗透,中立帮助行为也在网络空间内呈现除了不同于传统的形态样式,而与之对应的相关刑事归责模式也需要进行重塑和调整。中立帮助行为的行为特性在于“日常性”、“业务性”和“制式性”,相对应的行为主体即在个性色彩上有所淡化、甚至缺失,如此一来,其结合随机性大、虚拟主体位置的网络空间后,欲将网络中立帮组行为置于合适的评价体系必然存在困难。中立帮助行为概念内的帮助属性,使其在被刑法规则所讨论时,都会首先置于共同犯罪的体系之下,本文的写作也将以网络共同犯罪视角下的中立帮助行为为分析对象。文章整体安排方面,首先通过梳理目前关于一般中立帮助行为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刑事归责模式,明确了在基本概念构建上的异质化思路和行为是否可罚的类型划分;总结了各刑事归责模式的归责逻辑和刑责分配。随后,据此再进一步分析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对相关概念、特征及行为主体做了界定,得出其区别于一般中立帮助行为所具有的独立性更强、危害性更广的特点。受目前我国针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予以共犯责任、共犯正犯化责任、不作为正犯责任以及扩大化解释适用既有罪名等多种刑事归责模式的影响,我国处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时在入罪和出罪两个向度上均存在一定的困惑。而在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进行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之后,不难发现现有的刑事规范仍无法满足司法实践。且笔者认为仅凭单一的归责模式是无法解决涉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犯罪活动。仅靠单纯移植域外学理和规范极易造成“水土不服”的现象的产生,考虑到共犯正犯化的应用价值,不作为正犯路径对特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主体进行规制必要性等因素。故应当在维持多元刑事归责模式的基础上,以司法优先立法跟进、避免处罚空隙并求得量刑合理性为原则,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确立共犯路径为主、其他路径为辅的刑法规制路径序位,同时进一步修正共犯理论并对分则相关罪刑条文作重新解读,以回应中立帮助行为网络异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