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悲剧主角“好人”说起,通过词义的原文、译文(中英文)梳理,总结出《诗学》中“好人”的几种译法：好的外表、高贵的身份、道德美及好的用途。“好人”本身运用的希腊语词汇就不是单一的,而其译法也较多样,这些反映了亚氏对悲剧主角的特征不是作单一化的要求,而是有一定灵活性地突显某些“好”的品质。再结合亚氏的哲学观引入“自然”概念,认为“好人”须是能反映人的最佳属性——理性的对象。柏拉图也要求悲剧主角能反映其推崇的“理式”,但“理式”不同于“自然”,柏拉图与亚氏选择的反映方式也极为不同,这些差异反映在其二人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上,也反映在其悲剧主角的理论上。柏拉图希望悲剧人物能够直接反映理式,无须过多地参考现实人物,仅以理念的“好”作为人物的塑造标准。亚氏则将现实作为通往“自然”的必经之路,其悲剧主角以理性为主要表现对象,但表现方式是“寓一致于不一致中”,即人物性格是多侧面的。二人区别的关键即能否接受人物存在“矛盾”,身份与性格不符,或性格前后不-致。柏拉图不允许矛盾存在,其理想的悲剧人物更类型化。而允许并提倡表现人物多样性的亚氏,其人物观与后世的典型人物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均辩证地看待人物,要求人物反映具有概括性的现实的本质情况。亚氏的悲剧人物理论,具有时代的限制性,反映的仅是亚氏所在那个时代的哲学、文学观念,还未重视环境等外在因素对人物的影响。但其悲剧主角理论也反映出一些超时代的、预见性的认识,有典型人物在文学史上的蓬勃发展、典型理论的研究在文学史的另一头,与其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