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创作于乾隆朝的《皇清职贡图》(后简称为《皇》)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整个清代职贡图像系统的建立过程。通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借鉴和《大清一统志》的记载,首先初步厘清了《皇》中所绘国家或地区与清朝之间的五种关系,并由其关系的不同而导致图像来源与绘制方式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首次将《皇》纳入已有的“职贡”主题绘画的传统之中进行考量。通过检索乾隆朝修订的官方书画著录《石渠宝笈》正、续、三编,总结内府所藏“职贡”主题图像绘制的两种模式:萧绎所作《职贡图》(“使者”)与阎立本所绘的《职贡图》(“使者、贡品”)。通过乾隆对两种模式的不同态度,引出《皇》具体绘制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贡物。通过对《皇》在乾隆年间增绘西北爱乌罕、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和西藏的巴勒布大头人使者图像时,所产生的明确为贡品的鞍马、鹰鹘、大象的图像。由此得出清朝在打破原有的“使者、贡品”或“使者”两种职贡图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将“使者”与“贡品”进行分离,产生了一类新型的、专门的对贡品的图绘,由此使得职贡图模式由一元转为二元。并借助对内府所藏贡品图像的分析,总结出乾隆朝贡品图绘对象、马、鹰等动物的偏好,以及多次数、多形式图绘的特征。并首次对《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杂档(贡档)”所记载各省官员所进活禽的整理并加以运用,辅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中的《御制诗集》和《御制文集》的佐证,由此展开对《清宫鸟谱》与乾隆朝射猎、行乐、宗教和吉祥图像中包含的动物重新审视与研究。为部分作品查找出作者与具体创作时间的同时也给现有清宫图像带来一种新认识。在将“使者”和“贡品”分类图绘后,乾隆朝还首次出现了将分离的两者再次结合的具有特定时间和空间特征的一类新型朝贡主题绘画的——“万国来朝图”,并进一步探究其产生的历史动因、主题与图像来源。由此,传统的二维职贡“图像”在清朝发展成为职贡主题下的三维“群像”描绘。但是,无论是“图像”还是“群像”,二维还是三维,这始终是“职贡”主题绘画在王朝更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的一种内部变化与发展。清朝的最大特殊性还在于,通过御赐《皇清职贡图》与使者瞻仰“万国来朝图”的形式,直接影响到了朝鲜的职贡主题绘画“王会图”的的创作,从而使清代的“职贡”主题绘画具有了外部的变化和一种由外向内的审视角度,并在这种发展与变化中丰富了传统“职贡”主题绘画的内涵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