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迈上新的台阶,环境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两山”理论的提出则显示出党和国家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也引导公众重新思考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企业作为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主体,其环境状况也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政府陆续颁布了多项行政法规引导和激励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研究政府监管能否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产生显著的影响,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能否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显著的影响。进一步来看,政府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否显著影响环境信息披露对股权融资成本的作用程度。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等理论为基础进行了理论机制分析,并选取2015-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重污染行业的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数、非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考虑到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环境信息披露、政府监管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两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出:（1）环境信息披露能显著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其中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更明显;（2）政府监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其中主要影响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3）政府监管水平的提高,能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对股权融资成本的作用程度,其中对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更显著;（4）政府监管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影响显著,而对非国有控股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政府监管水平的提高,也能显著加强国有控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股权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而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作用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环境信息披露与监管的相关现状,本文从建立健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监管机制、提高社会公众和上市公司的环保意识三个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