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一地,自近代开埠以来所发生的巨变,为千千万万的从业者带来了事业上的契机。近代化交通通信工具的传入,密切了社会各界之间的联系,把商品市场和交易人群更为广泛的联结起来。沪上各界都对此作出各自反应,包括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医。置身传统知识阶层,并以济世为怀为职业道德的中医,在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不断受到社会非议,其正统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西医理论、技术、疗法的冲击,上海中医群体在从业状况、市场环境、谋生之策等方面都因应社会变革,做出诸多调整,以提高其群体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经过对近代早期英国医生群体研究成果的分析,以及对近代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概观,笔者发现,如何与西方学者在近代中国医疗市场研究方面形成对话,深化对基层中医群体谋生状况的认识,尚是中国近代医疗史的薄弱领域。基于这一视角,本文选取1872-1929年间上海中医的从业状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展示近代化场景中的中医谋生策略,考察该群体在时代变幻之下的生存常态。近代上海中医在医疗界中的形象与处境,尤为本文着力探究的内容。上海中医的传统性显得与近代文明格格不入,受到西方文化洗礼的社会上层以批判旧物、传播新知为己任,中医成为被社会舆论所质疑的对象。但中医队伍的改良亦始于此一背景之下。近代工业文明为上海人带来的生活巨变,也使生活于其间的中医不得不走出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困境,逐步转变观念,随流而上,与近代文明接轨,成为具有近代特色的从业者。近代教育方式的引进改善了传统的学徒制培育模式,为申城乃至全国培养出众多优良的中医人才。此外,也有大量外地中医来沪开业,经过善堂看诊阶段,逐步立足医界。本文所选取的晚清与民国早期两个时段,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迅速转型的时代。这两个时段里,中医的收入变化和谋生状况,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晚清沪上中医,多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基本垄断医疗市场,看诊收费在400文以上,出诊基本要坐轿代步,诊金在千文以上,非一般人家所能负担。而进入民国,一些中医为立足沪上、扩大市场,利用《申报》等新式媒体广告宣传医术,居然也颇有成效。从《申报》、文人笔记、小说等资料的记载,可以窥见此时上海中医收费比晚清时期高出许多,出诊费就要8元8角,相当于一名普通劳工的月薪。中医只要一天出诊数次,就可衣食无忧。高额的医疗收费令贫苦病患望而却步,但以济世为使命的中医队伍,也时常在看诊之余为贫病者免费医治,弥补了医疗市场存在的不足。在1872-1929年间,上海中医的医疗事业尚算风生水起,但在医疗界内中医仍面临诸多困境。医疗纠纷时常来袭,令一些中医始料未及,吃尽苦头。稳婆、游方医、巫祝之流在医疗世界的边缘市场徘徊,迷信思想的根深蒂固、奇方异术的时有灵验,限制了中医的营业空间。西医队伍在技术、疗效、社会舆论上的强大攻势,更让中医事业举步维艰。庆幸的是,中医在与西医抗争的过程中,并非一味排斥对方,而是寻求两者相互融合、互补互利的途径。因此,在近代化场景下的中西医竞争,不是完全的针锋相对、不留余地,而是在矛盾中的调和并存。以上种种,正是近代中医生活的真实场景,在纷繁的医疗市场中,中医一直在试图谋求更大的市场效益。尽管西医的冲击与医疗近代化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医在近代社会里也在极力寻求转变,他们或许不是转型时代顺应潮流的最佳代表,谁又能质疑他们在近代化面前所做出的从业改变,及其传达出的积极进取的国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