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步步进逼,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作为中国重要舆论机关的《大公报》对日本侵华行为密切关注,该时期的《大公报》对日舆论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和应对,从“九·一八”至“七·七”,《大公报》对日舆论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由缓和(“九·一八”时期)、到激进(“一·二八”至长城抗战时期)、到消沉与保守(华北事变时期)、再到激昂强硬(“七·七”之后),其舆论变化的原因受到政治、社会心理、报人思想变迁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其次,对国联处理中日问题的看法。《大公报》虽然对国联软弱无力的制裁感到无可奈何,但仍肯定国联在引导国际舆论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再者,就中日问题与读者展开互动。《大公报》的《儿童》、《读者论坛》栏目与读者保持良好的互动性,《儿童》栏目对引导孩子们关注时局、热爱祖国起到积极的作用。《读者论坛》栏目则给读者们提供了自由言论的空间,读者对《大公报》的言论既有同意也有反对,《大公报》亦对读者的质问做出正面的回应。第四,对国民政府处理中日关系的态度。国民政府在该时期制定出相关的对日政策,《大公报》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大多持反对的态度并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就影响而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及时传递信息,揭露日本侵略本质；其次,反对内战,强调团结对外的重要性；第三,“明耻教战”的思想给国人提供另一个应对思维,也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第四,敢于指出政府对日政策的不足。此外,受到报人主观思想、知识储备以及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致使《大公报》有些评论的观点与立场有失偏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没有合理的引导学生进行反日运动；二、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扩大战事时,缺乏坚定的抗战态度,以致被人认为与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无异；三、有时《大公报》的评论缺乏时效性、敏感性。总而言之,对于《大公报》对日舆论在社会中产生的作用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虽然它在“九·一八”和华北事变时期的言论较为保守,与激愤的民族情绪相悖,但不可否认其对日本侵华行径的大胆揭露,以及在上海抗战、长城抗战、“七·七”事变之后激昂的抗战言论给军民的鼓舞以及对政府的舆论监督,这些方面应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