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是描写不同文化群体微妙关系的文学大师。1924年发表的小说《印度之行》可谓登峰造极。在福斯特的其它作品中,反映不同社会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复杂人际关系最终能够完全、或者部分修好或协调成功的范式没有在《印度之行》中出现。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无论在整个英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他本人的作品中,都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深入研究的价值。文学界对《印度之行》的研究是从多方面、多视觉展开的,如人物的文化身份的分析认定,艺术手法上“突降法”的应用和对神秘主义的剖析等。然而,通过对文本的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部小说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所讲的那样,《印度之行》的“关键是英国殖民者与印度间持久的对抗”。本文旨在以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为研究的依据,在反复研读文本的基础上,以今天的眼光解读、分析《印度之行》中“东方主义者”和“他者”如何从对话,冲突,最终走向决裂的过程。探询其本质原因,揭示西方文明对印度文明的深刻影响与侵蚀,追溯古老印度文明如何与处于强势、霸道的西方文明抗衡。探索古老印度文明如何在陈腐中显露出老道、神秘中显示着智慧、沉默中孕育着力量以及动荡摇摆中预示着新生。揭露无孔不入的文化殖民现象;警示弱势文化群体遭受侵蚀、挤压和冲击时呈现出的文化身份迷茫及其病态反应;为如何应对如今触目惊心的自我身份丧失无意识状态寻找可以借鉴的策略。论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简要说明论文关注的焦点,研究方法和选题意义;回顾作者所了解的国内外评论界对《印度之行》的研究成果;说明本论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视觉和出发点;所采用的批评理论以及当前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部分为“寻求对话与交流”。本部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从文本分析,说明文化殖民是殖民的更高阶段和最终目的,而且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有相互接触的需求,因此寻求对话与交流成为满足这种需求的必然过程,两个英国女性的印度之行为这一要求提供了契机。然后,从分析“西方”对“东方”的所谓“探索”和“审视”为出发点,揭示作为“东方主义者”的英国殖民者对作为“他者”的印度人民进行审视时的傲慢、霸道态度。最后,解读这种审视与被审视过程中“东方主义者”与“他者”在其文化身份认定、以及对待英印关系态度的复杂性和多重性。第三部分为“由对话到冲突”。主要围绕马拉巴石窟之行以及所谓马拉巴石窟强奸案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展开论述。通过条分缕析的文本分析,暴露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的殖民者,一方面对双方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进行有意无意的策划、操纵;一方面他们的操纵过程又因为受到古老印度文明的“软性”抵抗而不断受到挫折,因此使这些接触、交流和试图进行的所谓“东方”与“西方”的“联结”或被“悬置”或被破坏,其结果只能以不愉快甚至于导致冲突而告终。第四部分为“从冲突走向决裂”。通过分析几个典型人物,例如英国教授菲尔丁和印度医生阿齐兹经历的心路历程,从中可以看出畸形扭曲的英印关系,一方面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要把殖民统治和文化植入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事业发展和强化,另外一方面是弱势集团从主体的身份认定开始进行艰难的历史记忆修复的努力。同时殖民主义者在文化植入过程中因为受到挫折而逐渐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守势,而印度民族主义的苏醒使印度这个复杂、古老的国度充满了希望也充满难以预料的变数。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通观整部小说的三个部分:清真寺、洞穴以及寺庙,其实与双方寻求对话到产生冲突一直到走向决裂的过程相互对应,无论是普通的殖民地的英-印人还是被殖民的印度人民之间,以及东方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者们,虽然在表面上“尽释前嫌”,但从根本上没有能够“相逢一笑”。《印度之行》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以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文化身份悬殊为背景的人际关系连结和个人友谊显示出无可奈何的脆弱。因此《印度之行》这部小说有着跨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它给如今生活在后殖民话语下的人们,如何进一步思考、处理、协调背景复杂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