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尚書》學前承兩漢，後启唐宋，在《書》學史上處於極其重要的過渡阶段，很多訴訟纷纭的《書》學公案都産生於這一時期，故對此時《書》學深入系统的研究亟待展開。但整個魏晋南北朝玄風熾盛，佛學大興，致使經學不明，现衰微之势，而較之《易》、《禮》、《論語》、《孝經》等經典，《書》學環境更是不容樂觀，呈式微之態，且鑽研《耆》學之經師幾無纯儒，多是玄儒兼通。此外，南北政治的分立也導致南北《書》學形態的不同，主要體现於導用文本、治經風格、講經内容及著述態度四個方面，但同時，經師南北間的往来遷移對南北《書》學交流亦做出了巨大的貢献。魏晋南北朝經學不昌，《書》學式微，直接導致了此時《尚書》注疏的急劇減少，又加之戰火頻仍，世態流雕，琖存至今的《書》學材料少之又少。故本文在前賢時修研究的基礎之上，充分運用與《書》學有關的傳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全面輯佚《書》學材料，比較分析，考辨論證，從中勾稽魏晉南北朝《書》學的特黠，發現魏晉南北朝學術史上的爭論及其表現，并探究這些爭論的原因及其影響。魏晉南北朝《尚書》注疏傳承主要體现在三個方面：一，較之兩漢空疏繁瑣的章句之學，魏晉南北朝之注疏方式明顯呈現出刪繁就簡之势，這與當時玄風熾盛不無關係，與注疏方式自身的發展亦有關係。二，魏晉南北朝注疏體例産生了一種全新的形態，即羲疏體，它一出现便佔據了《書》學著述的主導地位，尤其是南朝，羲疏體更是大盛，經師之《書》學專書幾乎全為羲疏體。三，一直以来處於經解附庸的注音，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终於脱雕經解而獨立成體，出現了一系列以注音名篇的專著，如東晉徐邈《古文尚書音》、李軌《古文尚書音》等，這種音羲專著的出现與玄學弱化和佛教傳怖呈現互動之势。且在注音方式方面，發軔於漠魏之際的反切法開始普遍應用，又由於漢字音羲相關，故后儒解經，多依據前辈經師的釋羲或增反語，或改直音作反語，故而造成東漢末期之前的經師解經亦作反語之假象，馬融《書注》襄面殘存的反語就是明證，殊不知，此乃後人所加，非其原作。從個案研究而言，魏晉南北朝《書》學資料散佚惨重，故要呈現此時《書》學的基本面貌，厘清此時《書》學的諸多公案，亟待從有限的材料中挖掘最大的文献價值。在這咱境況下，對王肃《書注》、《孔傳》古文《尚書》、敦煌寫卷之六朝寫本、陸德明之《尚書釋文》的專題研究便尤為迫切。王肅《書》學是魏晉南北朝《書》學研究的一大重黠。通過對王肅《書》學注疏材料的輯佚和整理，通過對馬、鄭、王三家異文的全面比對，我们發现，王肅本與馬融本、鄭玄本同源於西漢孔安國壁中本，只是由於殘經傳抄，再加之經师解经的主观性，故而造就了他们异文纷呈的局面。将这些异文与今传本作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在尽全力恢复马、郑、王本《尚书》的基础之上，发掘马、郑、王本的价值：另一方面，亦可见王肃《书》学之注解实多有同於郑玄者，是可知王肃实非有意与郑玄为讎，而肃与郑玄之争的重点并非版本的纠结，而是别有原因，即王肃本之於古文学，用马融之说反驳郑玄。王肃亦反对郑玄之忏纬解经。东晋《孔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书》学的走向，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书》学史上的公案，由宋到清，延及今天，漫漫几个世纪，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首先，关於《孔传》本古文《尚书》的作者，通过资料的梳理排比，可以略见晚书实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通过很多人的努力，在搜集、整理、润色旧籍引语、见在古本和散落於民间的各种古本的基础之上，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由东晋梅颐以定本的形式献上而列於学官。其次，关於《孔传》本古文《尚书》的传授，通过对郑冲、苏愉、梁柳、皇甫谧、臧曹、梅迹事迹的考察，知他们皆为魏晋间人，且年辈相当，故《尚书正义》所引《晋书》关於晚书的传授系统是为可信。再吹，关於《孔传》本古文《尚书》的辨伪，由未及清，各代大师己辨之甚详，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面世，无疑为我们对伪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出土文献资料。故通过清华简与今传本的比较可知，晚书之《咸有一德》、《说命》是为伪作，而今传本《金滕》与清华简於行文之详略亦小有差异，故可知，今传本《金滕》必定经过了後人的整理和润色，亦非原文。敦煌写卷之六朝写本亦是魏晋南北朝《书》学版本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敦煌写卷中，P.4900(1)、P.2533、P.2980、P.2549、P.3871是属於六朝时期的《尚书》写本，涉及到的内容有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尚书》五十八篇篇目名称、《禹贡》、《胤征》、《费誓》残文以及《甘誓》、《五子之歌》、《秦誓》全篇。因六朝写本所遵用的是隶古定本的残存本，几经辗转传抄，故较之今传本，多用异体字，但这并不能影响其价值所在，反而可以给人们呈现出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故这些异体字亦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六朝写本亦多用俗字，这与敦煌文书独特的性质，乃至与整个时代背景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俗字的难晓辨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六朝写本的文献价值，但置於那个时代，这反而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又从总体而言，这几篇写卷漏抄、错抄、随意涂改的现象亦不多见，故其整体水平依旧颇高。陆德明之《经典释文》到底成书於何时，亦是众说纷纭，通过对《尚书释文》之内容、陆德明之南学传统、《尚书释文》之引书三个方面的分析研究，可知陆德明《经典释文》草创、成稿均在陈末、未入隋之前。但今传本《尚书释文》并非原本，宋开宝中，陈鄂奉敕删定《尚书释文》致使其面目全非。幸赖敦煌P.3315写卷《尚书释文》的面世，才使我们有幸一睹其原貌。故只有通过对唐写本《舜典释文》與今傳本《舜典释文》的全方位比對,才能探得陳鄂刪改《释文》之跡及其原因,即陳鄂刪改《尚害释文》有三個原則：刪削古字,改從隸書；遵用《孔傅》本為底本；今文自曉,故彌省。此外,只有通遇材料的比封分析,才能更客觀地抨價隙鄂删改之功過。故我佣在看到陳鄂刪改封原始文献破壤的基礎之上,更應該看到其對於後世《释文》的傳播、接受和研習所産生的稹極意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