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對東漢政治、思想、社會產生較大影響,在學術思想上體現於蔡邕、鄭玄、高誘的注解。本文研究東漢中後期月令思想,主要以蔡邕《月令章句》、鄭玄《禮記月令》注、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時則訓》為中心,觀察月令思想在東漢中期以後被漢人改造而產生的異於戰國秦漢之際的變化——即由陰陽家入於儒家。這尤其表現在禮學化與歷史化兩方面。其中还融合了漢代新的知識與思想學說,比如讖緯及名物制度等。這種改變流波後世,產生了深久的影響。緒論簡述先秦月令類文獻形成情況與前人研究概況及本文創新點。第一章從律令的角度探究汉代“今月令”的形成原因;介紹三家注的基本情況,對比分析三家注的共同特征以及各自的手法。第二章具體分析三家注中体現出的改造趨向。争辯作者是否為周公、引入明堂制度、借用儒家禮學經典注釋,是將《月令》成功改造為儒家經典的主要手段,也是三家注差異較大的地方。憑藉訓詁以今通古的方式,注家們使作為政治設想的《呂氏春秋·十二紀》坐落在了特定的歷史時空上,從而為汉代確定了歷史坐標。漢代製禮作樂的活動也尋找到一份經典依據。第三章剖析三家注中所攝入的新的知識與思想學說。讖緯與易學的進入是最顯著的部分。五行類知識如十二律、五榖、五臓、五畜等在漢代都有新的發展演變,在三家注中均得到了一定反映。漢人给《月令》注入新的知識、思想,使其得以成為漢代思想之一體,指導漢代的思想方向。第四章觀察月令與汉代社會生活的關係,由《四民月令》與詩赋作品两個角度展開。《四民月令》本文及本注都可视作與《明堂月令》、三家注相似的特殊的《月令》注解,同樣体現了禮學化與歷史化的趨勢,並以此開後世歲時記之先河。文人詩賦折射出《月令》更為深入的影響。張衡的京都賦、李尤的銘文最大程度化用《月令》,有其明確的政治功用與目的。而抒情小賦及五言詩則接受了它四時五行的時間結構,一洗詩騷傳統中單線的感時興懷,深刻影響了六朝及唐代詩歌的時間感知。並最終固定在書儀中,化為日用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