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重大理论问题。近年来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巨变,让信息时代成为了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这其中诸多研究成果对于信息时代的概念界定是不清晰的,经常与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数字时代等概念混为一谈。由于数字、信息、互联网、新媒体技术自身的前沿性、互通性和实用性,使得人们更重视此类理论研究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忽视了概念所处的理论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各学科的理论体系对于时代界定的方式莫衷一是。我们的时代何以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如何构建时代精神?在哲学研究的范畴内,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畴内,对时代的把握不能仅限于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生活状态的人的常识性、时间性划分。马克思说:“区分各种经济时代,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本文以此为主线,在第一章确认了信息时代的概念内涵,即以信息为劳动资料去生产,以信息的内在逻辑为核心展开生产实践行为。并区别于社会学、传播学等,在哲学的理论体系内分析了信息时代的特征,从“自由人的联合体”到“时空观的重塑”,从“理性与权威的演变”到“人的信息化”,为随后的研究划清了明确的理论疆域。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研究的另一个理论痛点在于对存在方式的理解。存在本身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通常的研究路径是将存在方式具体化为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世界图景等的总和。这种理解方法看似兼容并包,但其内部概念板块之间却经常缺乏内在的逻辑互通。马克思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曾做出过特定的阐释: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信息时代脱胎于工业时代、市场经济,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的独立性和对物的依赖性的重构。故本文对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意欲沿着马克思提供的路径继续延展,以考察信息时代人的独立性何以确立,那种对物的依赖与工业时代有何异同。本文为此项研究找到了两个可供实操的抓手:信息时代人的实践方式变革和社会关系变革。马克思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本文第二章紧扣劳动资料作为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这一主题,考察信息作为新的劳动资料如何引领了人的实践方式变革,进而推动了劳动力发展。第三章则以“劳动资料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为线索,考察了信息时代的社会关系变革、社会制度变革和文明形态的变革。本文在第二章与第三章类比了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并完成其对工业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的重塑过程,同时指出信息技术革命突破了以往科学技术更新换代的发展范式,突破了现实与虚拟、思维与存在的边界,在虚拟的空间中延续和构建社会秩序与规则,为构建社会交往形式与社会制度提供消解现实权威控制的多元性,提供了超越技术控制与技术异化的可能性。在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不仅依赖于现实世界的生产实践,更延伸至虚拟网络、数字化、符号化空间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构建与网络化社会交往形式。信息技术的虚拟化和符号化以弱化现实世界的时空关系的方式,提供了更加自由化、更低进入门槛、更多虚拟掩护的社会交往与表达机制,形成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影响的新型社会交往形式,使个人具有多重身份和虚拟现实交互的特点。这种变革让人的主体性难以自处,无法看清这是人的自我解放还是自我异化。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信息时代中虚拟化、符号化对虚拟网络空间自身的秩序构建,对现实社会发展带来了问题和挑战。包括非理性冲动对网络环境与现实社会规则的冲击与弱化,工具理性与符号异化在网络空间中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控制,资本逻辑对于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双重控制。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断,信息技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第四章探讨了信息技术与人的物质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制度等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深度融合,并指出: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和继承者,信息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应该是一种让人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性的状态。这种独立性首先摆脱了对维系其生存的必须物质资料的依赖,转而将这种依赖表现为对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文化、精神、伦理等特殊物的依赖。这种特殊的依赖关系,从工业时代的主客体、主体间依赖,转变为人对主客体、主体间的中介的依赖。这个中介既是信息技术所承载的虚拟物,也是虚拟网络本身。本文进而讨论了这种新的存在方式孕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其中需要我们反思人类的主体性存在的形式与本质、价值与意义。在信息时代,要从人类文明的大尺度去考察被重塑的人的存在方式,进而去接纳和引领这种变革。这其中包括:反思在技术理性的裹挟中保持人的价值理性,应对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大众心理和非理性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反思新媒介对于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恐惧、跳出工业文明同一性控制的希望和可能性。对于信息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反思,要求我们从人在历史中的主客体性双重维度思考生产技术发展对于社会发展、文明形态发展的变革性影响;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中,看待技术理性与异化逻辑对社会交往形式的影响,从而让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于人,让人类社会新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明形态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