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出现,大大增加了不确定的社会风险,不仅群体性事件自身的各种舆论相互交织,而且伴随着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新闻舆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的传媒功能日益显著,并以媒介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本文首先从舆论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贵州“6.28瓮安”群体性事件舆论潜伏、扩散、高涨和回落的衍变过程,批判性地指出了大众媒介报道群体性事件时遇到的议程设置冲突和框架建构障碍,论文提出应在新闻媒体主动介入,脱敏传播的积极作为基础上,重构群体性事件新闻传播中“舆论互动、框架整合”的架构模型,形成不同新闻框架间的扩大、延伸和转换,有效实现公众舆论、政府舆论和新闻舆论的对接、互动和博弈。论文通过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大众媒介在进入新世纪的这十年间,传统媒体中的群体性事件报道从不报到舆论监督的过程,将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两个极具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并运用架构分析的方法对新媒体中活跃的网络新闻舆论传播进行解析,进一步呈现新旧媒体中群体性事件舆论的互动与互补传播,以及框架建立和发展过程,最终探讨了大众媒介报道的舆论传播冲突,对如何更好的构建这一舆论传播过程提出应当充分加强媒介的平台呈现、舆论制衡和社会建构三个层面的建设,为今后的突发事件的危机报道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