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重视医学的发展,与北宋中期相比,徽宗时期多有创举。国子监“医学”教育将人才培养与取士制度结合起来,其授官制度为生员提供了入仕的管道。国子监“医学”的推行,是宋政府试图将医生的培养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一次尝试,后因医职冗滥之弊、考核机制缺陷与徽宗朝政局变幻等因素而夭折。驻泊医官制度是宋代地方医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宗朝为解决翰林医官院冗员问题,向地方差遣驻泊医官,并制定除授、磨勘、俸给等方面规定。“国子监”医学教育加强了地方医生的训练,驻泊医官则充实了地方医疗队伍。《和剂局方》是徽宗时期编纂的较为重要的方书,局方的应用则提高了宋政府应对疾疫的能力。无论是“国子监”医学教育、驻泊医官制度,还是官药局与局方之政,在推行过程中都出现了诸多问题。北宋后期,医职冗滥、员多阙少的问题较为突出,国子监“医学”教育与驻泊医官制度成为侥幸之人跻身仕途的工具,违背了朝廷立法的初衷。而官药局成药多被权贵所垄断,贪污腐化成风;局方由于存在错讹庞杂的缺点,使得在实践中走向反面。但是,宋徽宗时期的医政对南宋以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子监“医学”教育虽被废除,但此后,南宋太医局继续承担医学教育的职能,元代在地方设置医学教育;《和剂局方》经过南宋高宗、孝宗时期的增补,形成局方医学,被后世所沿用。医者围绕局方所进行的伤寒与温热之争,形成了金元医学的几大派别,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理论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