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别选取了新马华文学和美国华文文学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华文文学版块，将新历史主义理论引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当中。通过这两个版块华文文学的发展，加以马华新生代作家黎紫书文本的个案研究，探讨海外华人与居住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不同国家海外华人的成长史、心灵史。全文共分为三部分。上篇考察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和研究现状。这部分主要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即命名加以说明，探讨了命名的困难性；并简述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现状。中篇研究边缘意识形态下的海外华文文学。将新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论”引入到新马华文学和美国文学研究中，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以巩固关系为主(新马华文学)。20世纪，新马华文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20年代初至50年代初；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80年代初至今。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的心态经历了由浓厚的中国意识逐渐转变为认同居住国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新马华文学也通过对自身主体性和独特性的建构，完成了被居住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同化，并且对主导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包容，甚至是不自觉地配合作用。(二)以破坏关系为主(美国华文文学)。50、60年代台湾移民作家群落和80、90年代大陆新移民创作群是美国华文文学的生力军。其中，台湾移民作家群落创作文本中的主人公都属于“无根的一代”，但都表现出对自我中国身份的一种坚守；而大陆新移民创作群则是以一种更加冷静的文化心态来表现他们对美国主导意识形态的颠覆。下篇在历史性和文本性的凸现下考察黎紫书小说文本。本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大写历史的小写化；2、历史的戏谑化；3、边缘意识形态化。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策略引入到她的一系列文本中，重构了华人的历史，表现了马来西亚华人被主导意识形态的同化过程。通过对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史和具体个案的研究，我们发现东南亚华文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包容”甚至是不自觉的配合作用，而欧美华文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则形成的是“颠覆”关系。当然，这种“包容”和“颠覆”关系在很多时候表现的极为复杂。